今年4月23日是王修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王修同志是一位革命老同志，是东北地区文博图事业的开创者，为新中国东北地区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早在1946年长春解放时，在伪满皇宫中发现大批“天禄琳瑯”宋元善本，在战火中王修同志受命转移并保护这批珍贵古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溥仪被俘之后，其携逃的大批珍贵历代法书名画、善本古籍和其他珍宝也是由王修同志负责接收和清点的。遗憾的是当时长春面临解放，溥仪仓皇逃跑时，他所携带的珍贵书画、善本古籍只是一部分，还有一大部分留在了伪满皇宫内，在战乱中流失到民间。据说溥仪逃跑后，曾有上千人到伪满皇宫中大肆抢劫，致使溥仪经故宫盗出的石渠宝笈中大量珍品损失殆尽。

        1947年到1954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王修同志先后出任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常委和文物处长，在他领导下，创建了东北博物馆、东北图书馆、东北档案馆和沈阳故宫陈列所等，同时还接管了包括盛京东陵北陵在内的东北地区的伪满、国民党全部的文博图单位，并亲自兼任一系列重要单位的负责人。与此同时，在他的领导和亲自参与下，大力开展了文物收集和整理工作，特别是依靠杨仁恺等专家重点对伪满皇宫散失的珍贵文物的征集，取得了很大成绩，使得已散失的不少珍品收回到国家收藏，如绘画中的周昉《簪花仕女图》、黄荃《珍禽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稀世珍品，以及大批宋元明清的缂丝和刺绣。此外，如国内外孤本《抱朴子》和《续资治通鉴长编》、《韩昌黎文集》等诸多善本也是经他之手收集到的。王修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事必躬亲，甚至连文物上架，也要亲自参与。一次有人在旧信牌袋夹层中发现有明代存留的档案，他立即亲自组织人进行仔细检查，结果发现了明代档案1804件。这些珍贵文物极大地丰富了东北博物馆和东北图书馆的馆藏，使得东北的馆藏文物图书，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在当时都属全国前列。记得北京故宫博物院在筹建绘画馆时，因故宫旧藏绘画很大一部分在解放前夕被蒋介石国民政府运往台湾，留下来的精品为数不多，要建馆就不得不一方面由国家从社会上进行收购，另一方面就是要从全国各地博物馆藏品中上调，东北博物馆是支援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的重点馆，众所周知的著名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珍品就是经东北博物馆上调到故宫的。所以郑振铎局长曾风趣地对王修同志说：“你是富农，我是贫农。”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为保证文物安全，王修同志受命将大量文物图书转移疏散到黑龙江北安县，在此期间，为保证文物图书的安全，他组织人员对藏品进行了一次大清点，区分了馆藏文物、资料和非文物并进行了分类处理。同时制定了一套完整适用的分类、编目、登记和保管方法，做到账卡齐备，制度健全，妥善保管，取用方便，为博物馆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

        王修同志十分重视文博事业的队伍建设，他尊重专家，能够团结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开展业务工作，他和李文信、杨仁恺、佟柱臣等专家都合作的很好。当时被东北地区各图书馆广泛采用的《东北图书馆分类法》也是他和一个留用的日本人合作共同完成的。同时，他还非常重视专业人员的培养，开办了多期“东北文博干部培训班”，促进了新生力量的成长，充实了文博干部队伍，提高了干部队伍的整体专业水平。过去，我们一些老同志在一起常常谈起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是靠短训班起家的，主要是指从1952年开始由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四期“考古人员训练班”，对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起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殊不知在此以前，东北地区在王修同志的领导下，已经开始多次举办“东北文博干部培训班”了。这也充分说明了王修同志的远见卓识。

        王修同志在东北地区领导文博图事业期间，坚持文博图事业的正确发展方向，坚持博物馆、图书馆要为工农兵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把博物馆、图书馆的宣传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功能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举办各种文物展览，建立图书流动站，把图书和文物展览送到农村，送到工厂。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宣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当时对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提高民族自豪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做法受到整个文博界的重视。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建国后第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期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发表了社论，《光明日报》发表的题为《提高博物馆工作的质量》的社论中，特别强调了博物馆要在做好基本陈列的同时，还要举办各种临时的流动展览为人民群众服务，就是在推广东北博物馆的经验。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的是，东北博物馆创造这些经验的过程中，当时的馆长张拙之同志也是功不可没的。

        正是由于王修同志在建国初期很短的时间内做了大量工作，使东北地区文博图事业了取得显著成绩，为开创和发展东北地区文博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辽宁文化志》把王修同志称之为“人民图博事业的先驱”。不幸的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王修同志被诬陷，遭到批斗，尽管后来得到平反，一位当事人也在临终前对王老的勤务员说：“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人是王修”，但是王修同志却因此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文博事业，直到十多年后的1966年才又重新归队，先后担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他是文革期间较早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的老干部。但是由于他那种不趋炎附势的倔强性格，尽管他为恢复受到文革破坏的陕西省文物考古工作，四处奔走，上下呼吁，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才使省考古所重新建立，并为恢复陕西省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成效，但是他对陕西省文博工作的许多很好的设想却因为当时环境的各种因素而未能如愿，他的领导才能，也没有像在东北工作时那样得到充分地发挥，直至1988年赍志已没。

我和王修同志是建国初期相识的，但真正熟悉直到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却是在他到陕西工作之后。1966年到1982年的十多年中我几乎每年都会到西安出差，有时一年要去几次，而每次到西安他都要请我吃饭，并且在饭后约我到他家长谈。在这十几年我们的交往中，才使我了解到他的光荣而又曲折坎坷的经历和他那种追求真理坚持信仰，淡泊名利，公而忘私，刚直不阿的高尚品格，使我对这位革命老人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王修同志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五四”运动时期，在为人代课时开始就向学生传播新文化思想，他和朋友还曾经在黑龙江建立“乌托邦”式的合作社。“九·一八”事变后回山东原籍就任民众教育馆出版部主任，主办《黄河民友》，倡导科学民主，宣传抗日救亡。“七七”事变后，他毅然离开老母和新婚不足一月的妻子，奔赴延安投入革命的洪流。1937年在三原八路军步兵学校入伍，后转入陕北公学，1938年在北方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至1941年，主办晋西南区党委油印报《五日时事》。之后他又任晋绥分局吕梁文化出版社长，主办《晋西大众报》（后改为《晋绥大众报》）。并于1943年建立晋绥图书馆，任馆长。当时的董事会是由贺龙、林枫等十五人组成的。这个图书馆的建立，为提高部队和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从那里成长起来一批文化人。1945年他随十万大军进入东北，直到新中国成立始终在东北地区工作。在他和我畅谈往事的时候，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1938年到1940年他在主办晋西南区党委的油印报《五日时事》时，是集采编、撰稿、插图、校对、刻写、油印于一身，担负了全套工作。特别是他精湛的刻写蜡纸和油印技术与套色技术相结合，创造了一张蜡纸达到能印五千份的最高记录。使《五日时事》出色地完成了宣传抗战，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并两次亲笔为《五日时事》题写报头，并署“毛泽东题”的字款。据了解，毛主席为报刊头题字时极少署名落款，而对同一报刊竟两次题名，实属罕见。这也说明是毛主席对王修同志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

        二是在文革期间王修同志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后，有一次省的军代表、军区政委陪同一位外交部副部长到碑林参观，指名要几张碑拓。王修同志说：“为保护文物，这些碑都已用玻璃罩封起来了，不允许再拓。”军代表说：“去库房里找几张！”王修告诉他：“库房里也没有了。”军代表又说：“找两张就行了。”王修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一张也没有！”在文革期间，当时刚刚解放不久进入“三结合”的领导同志能够如此不留情面的顶撞军代表实在是太少了。这也充分表现了王修同志坚持原则，无私无畏的品格。

        王修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新中国的文博事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想王修同志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的事业也正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在有些方面，挑战还大于机遇。当纪念王修同志百年诞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以王修同志为榜样，学习他追求真理，无私无畏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刚直不阿的高尚品格，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为开创我们文博事业的新局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2008年4月23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