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文物的收藏和研究以及博物馆的萌芽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6世纪前后，至两宋(公元976—1279年)时期收藏文物之风与金石学研究已有重大成就，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博物馆的出现则是在近代一些中国人向西方文化学习的产物。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些教会和传教士来华在中国沿海城市开始创办博物馆，如法国耶稣会士P．厄德(汉名汉德)在上海创办徐家汇博物馆(后改名震旦博物馆)，英国皇家亚洲文会也在上海创办文会博物馆(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院)，此后英、法、美、日的不同教会机构相继在天津、台北、成都、济南等地建立博物馆，其藏品大都是自然历史、动植物标本和少量文物。中国人创办博物馆，首推1876年在北京京师同文馆设立的博物馆和1877年上海格致书院建立的“铁嵌琉璃房”博物馆，它主要是为配合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设立的，这或许还处在中国博物馆滥觞孕育的阶段。

        20世纪初清朝政府推行新政，学习西方改良措施，实施“百日维新”运动，部分官吏上书奏请建立博物馆，遂成为学习西方文化推行“改良”的一项举措。1905年，清末状元、著名实业家和教育家张謇(1853—1926)在江苏南通师范学校公共植物园的基础上首建南通博物苑，成为中国人创办的具有近代完整意义博物馆的开端。南通博物苑的建立既是融会西方文化的成果，也是立足中国文化、自创体系的尝试，其管理制度和集历史、自然、艺术(美术)为一体的模式对以后各地创立博物馆有很大影响。

二

        在百年来的风雨历史进程中，中国博物馆事业几经兴衰。民国时期筹建了北京历史博物馆，同时对北京故宫皇家珍藏开始着手整理，并向社会开放。从紫禁城皇宫到故宫博物院，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本期发表郭长虹《故宫：从紫禁城到公共遗产》一文，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尚可进一步研究。20世纪30年代，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后，相继对山西西阴村、山东城子崖、河南安阳殷墟等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学术成果，推动了旧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并达到高潮。1936年，全国博物馆的数量已达77座，北京、南京、上海、山东、河南等省市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正当中国博物馆兴起之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破坏，中断了它充满希望的发展进程。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旧中国博物馆的总数仅余24座。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博物馆、纪念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取得突破性发展，到2007年全国博物馆总数已达到2400多座，许多省、市、自治区改扩建或新建了具有先进水平设施的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新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博物馆的数量、类别显著增长，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体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除以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文化、文物部门主办的社会历史类博物馆外，办馆主体已呈多元化趋势，行业和民间主办的社会历史类博物馆迅速发展。自然历史、科学技术、天文、地质、航空、航天、邮政、通信、煤炭、水利、铁道、交通、丝绸、纺织、印染、布艺、烟草、茶叶等专题博物馆，都是行业主管部门新建立的。现任天津自然博物馆馆长的董玉琴女士撰写的《在传播科学中传承文明——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一文，让人们了解中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现状和未来远景；唐际根《殷墟博物馆：精美文物诠释殷商文明》和王川平《永不淹没的三峡记忆》分别立足河南安阳殷墟文化遗址和三峡水电大坝工程出土的大量文物，以新颖的观点，诠释了中国商王朝和长江三峡地区巴、蜀、楚古代文明相互交会的历史文化；此外，近三十年中，古代建筑、名人故居、重大历史事件纪念馆等数量也有很大增加。其他如银行、证券、税务和公安等行业、系统，也都分别建立了博物馆。值得称道的还有自1997年10月中、挪两国合作在贵州省六枝特区梭嘎建成第一座生态博物馆之后，目前贵州又分别在花溪、黎平、锦屏、三都、西江等地建立了布依族、侗族、水族、苗族的生态博物馆，广西、云南和内蒙古自治区也建立了侗族、蒙古族生态博物馆或“民族生态文化村”。著名博物馆学家苏东海教授撰写的《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及中国的行动》，对生态博物馆思想的兴起和中国生态博物馆的诞生与发展作了全面阐述；此外，民间博物馆的兴起如雨后春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民间收藏和研究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宋向光教授《中国当代私立博物馆的发展》对此作出了客观的分析。总之，中国博物馆事业已初步形成了以国家级博物馆为龙头，以各省、市、自治区和各行业博物馆为两翼，人文社科类博物馆与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并举，以市、县和民间博物馆为补充的中国博物馆体系或网络，这是非常巨大的一项成就。

        其次是创造陈列展览精品，全面发挥博物馆文化的社会功能，提升了博物馆整体形象。博物馆承担着弘扬和传承历史文明的重任，是传播科学历史文化知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满足公众审美情趣，促进人们身心健康的重要场所。因此，博物馆必须把握时代脉搏，强化精品意识，把不断提高陈列展览水平放在突出位置。从1997年开始至2007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已经先后举办了七届全国陈列展览精品评选活动，评出一百余项不同主题的陈列精品。这些获奖陈列展览精品，主题突出，观点鲜明，知识内涵丰富，方法先进新颖，引领了中国当代博物馆展览教育的新方向。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著名的国际化大都会，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教授的《上海多元文化遗产的保护》一文证明，上海博物馆在实践中更好地实现了博物馆的三大功能：借助于高新技术的收藏保管功能，形成学科发展优势的研究功能和面向现代社会的教育功能。

        第三是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扩展了博物馆的功能，又丰富了博物馆收藏、陈列展示、科学研究的内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协一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高度关注。2001年7月在巴塞罗那召开的国际博协大会上就特别强调采取各种方法确定和管理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既包括物质形态的有形文化遗产，又包括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语言、声音、价值观念、口头传说、传统艺术、口述历史、民俗活动、节庆礼仪、民间生活、民族特性等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产生于一个特定的文化遗产环境，集中体现在某个地区、某个收藏或某个群体身上，记录着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是文化延续和传承的重要载体。以中国戏剧类博物馆来说，目前已建立了中国昆曲博物馆、天津戏剧博物馆、北京戏曲博物馆、安庆戏曲博物馆、嵊县越剧博物馆、广东粤剧博物馆、苏州评弹博物馆等和李渔纪念馆、梅兰芳纪念馆等，不仅展示了各剧种的演变发展史，而且专设舞台展示演出，既保护传承了这份文化遗产，又丰富了社会公众的文化生活，很受当地群众欢迎。戏剧家顾聆森和王廷信撰写的《中国昆剧的战略传承》以江苏省昆剧院的个案对此做了很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第四，重视博物馆专业人才的培养教育，提高博物馆专业队伍整体素质，推进了中国博物馆学实践与理论的发展。一方面教育部门把培养博物馆专业人才纳入教育计划，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增设博物馆专业，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等都先后建立了文博学院或设立了博物馆专业。北京大学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建立了中国文物博物馆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南开大学设置了中国首个博物馆专业博士点。另一方面，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同有关高等院校合作，开设培训班，加快人才培养步伐，基本满足了当前专业发展的急需。同时，相关机构还组织力量，加强博物馆学教材建设。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学会和各省市文物局、博物馆学会每年都进行不同主题的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并及时出版学术论文集。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提高了博物馆专业队伍的素质，并推进了中国博物馆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第五，博物馆对外交流，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博物馆与各国博物馆之间、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加快了中国博物馆事业融入国际化的进程。一是“走出去”，在国外举办各类文物展览，展示悠久璀璨的中华文明，让世界了解中国。30年来，中国在世界20余个国家举办的不同类别、不同规模、不同主题的展览文物对外展览多达500余个。如赴美举办的“中国考古黄金时代展”、“走向盛唐”，赴日举办的“中国古代文明展”、“中国山东青州出土佛教造像石刻艺术展”等，都受到热烈欢迎。与此同时，北京、上海等地也多次举办了国际博物馆馆长高峰论坛；二是“请进来”，举办国际著名博物馆藏品展，为国人了解世界、开阔视野开通了一条便捷渠道。近十年来，中国主要城市的博物馆相继举办了来自英国、意大利、希腊、法国、日本、墨西哥、巴西等国家的文物或绘画作品展，如在北京、上海举办的“意大利前罗马时期文物展：伊鲁特里丝人的世界”“古罗马文明展：罗马帝国的人与神”“凡尔赛宫：太阳王路易十四层”“大英博物馆藏：古埃及文明展”“卢浮宫珍藏：古典希腊艺术展”等，令国人大饱眼福，大开视野。我的同事和朋友王立梅女士，在卸去公职后，积极策划、创办了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以“传播世界文明、促进文化交流、服务大众要求”为宗旨，自2006年起，先后举办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展”“从莫奈到毕加索——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精品展”“庞贝末日——源自火山喷发的故事”等，该馆的创建和营运展出的独特方式给博物馆界以“耳目一新”之感，备受瞩目。王立梅女士撰写的《世界艺术展示与创造文化资本》一文，将会使人们产生浓厚的兴趣，对目前许多博物馆也无疑是一种启发与挑战。

三

        中国博物馆事业之所以能出现上述令人瞩目的崭新局面，和中国近30年来实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方针政策，国民经济得到又快又好发展密不可分，同时也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得到健全分不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经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修订颁布后，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正在制定中的《博物馆条例》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颁布后，对中国博物馆未来发展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将会发挥更大作用，这完全是可以预期的。

        最近，中国政府决定从2008年起，全国博物馆、纪念馆陆续向社会免费开放，这是实现和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文化事业大繁荣、大发展的前兆。毋庸讳言，实施免费开放对博物馆的陈列展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对博物馆的管理运行和公共设施安全也会造成一定压力。但这正是一种良好的发展机遇，博物馆作为公益性文化机构的特性会更加突出，也必将推动博物馆社会化的进程。浙江博物馆蔡琴女士撰写的《博物馆开放方式研究》，立意、成文适逢该项决定颁布前后，值得一读。

        博物馆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域、一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积累的总和，是继承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也是展示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重要窗口。因此，传承文明，弘扬文化优秀传统就成为博物馆的神圣使命。我们深知，中国博物馆虽然在近几十年得到蓬勃发展，但与许多先进发达国家相比，无论从人均占有量，还是从藏品保护研究、社会服务、博物馆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国际博协倡导的“博物馆能否成功成为新文化的催化器而不仅仅是古老遗产的反射仪”(1989年第15届国际博协大会主题)，对我们来说，仍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有望达到上述要求。相信《国际博物馆·中国专号》的出刊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本期文章大多由当前从事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领导者或博物馆专家撰写。他们从不同角度，以充分有力的事实，向中外读者和博物馆界描绘了目前中国不同类型博物馆和中国博物馆事业在中国这块古老的沃土上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是中国博物馆界与各国博物馆之间的一次学术交流，也是世界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一次有益对话，它不仅有利于增进各国博物馆同仁对中国博物馆事业的了解，也将有利于推动中国博物馆事业取得更大的进步和发展。

（2008年7月2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