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解放才过几天，北平军管会接管了故宫博物院，3月6日上午在故宫太和殿里召集全院职工举行了接管大会，军管会文管会文物部的正副部长尹达和高山（即王冶秋）登上昔日的皇帝宝座大声宣布：“……有人说：老百姓若登上皇帝的宝座台就会晕倒摔下来。我今天不但登上宝座台，而且在台上高声做报告，既没头晕，更没有摔下来，说明今天皇帝已被彻底打倒，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了……”40年后，故宫博物院于坚副院长写下了当年接管北京文博单位的点滴回忆。

尹达、王冶秋登上御座接管了故宫

        接管北平文博单位的“文物部”，主要由时在正定的华北大学师生组成，大多是研究室的研究生，尹达当时是教务处长。1948年12月中旬一个清晨，尹达带领30个学生，一律身着灰棉制服、脚蹬黑棉靴背着背包，像支不拿武器的小部队，沿着平汉铁路徒步北上，目的地是解放北平的前进基地良乡，大家一路上说笑逗唱，路上还有许多支前的民工队伍奔向同一个方向。第一天急行军120里到了保定城，三天就赶到了300多里外的良乡，又增加了几个人。一天，大家集合在尹达住的老乡家里开会，第一次见到了民主人士学者模样的高山。尹达传达宣布了“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组成，文管会主任是华北大学党委书记兼教务长钱俊瑞，下设秘书室和四个部，文物部对口接管故宫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北平图书馆和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接着宣布工作人员名单，文物部就算是成立了。

        2月3日，北平正式举行和平解放入城式后，文物部乘上大卡车一下子开到了北池子66号，把这个原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变成了文管会办公机关。大家一起吃大锅饭，睡日本式的“榻榻米”，投入了紧张的接管工作。那时故宫里是两个单位，一个是午门上下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另一个是故宫博物院。3月2日，尹达和高山到馆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正式接管了北平历史博物馆，宣布韩寿萱馆长留任、全馆职工原职原薪，要求大家安心工作、清点馆藏造册上报，要把博物馆变成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教育机构。

        故宫博物院当时下设古物馆、文献馆、图书馆和总务处，古物馆馆长徐鸿宝（即徐森玉）随南运文物未归，文献馆馆长姚从吾任命便未就职，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已经南下，总务处处长张庭济久假不在，整个中层领导都不在班，只有马衡老院长独挑大梁；好在他威信很高，说话算数；文管院的领导到院，事先与马院长商量好了3月上旬召开接管大会。文物部上下讨论，一致认为故宫历经明清回到人民手中，又经历24年坎坷才获得新生，意义非常重大，因此接管大会应当放在紫禁城最重要的宫殿里举行，选中了明清两朝皇帝举行登极大典的太和殿。

        3月6日上午，尹达、王冶秋、于坚、罗歌和刘耀山等人到达故宫博物院，稍事休息便由马衡陪同进入太和殿。全院职工早在御座前面排列整齐，一片肃静地等待着军代表的到来。整个会场紧紧注视着尹、高两位，目送他俩缓步登上了多少年没有人上过的皇帝宝座，有些紧张的空气似乎期待着某种大事的发生。然而，一切如常；只听殿宇里传出了高山大声宣布：大会开始！接着尹达上前两步脱下灰帽开始作“接管报告”——当年旧习叫作“训话”。于坚现在还记得尹达强调了：“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三座大山压迫下。今天，北平从国民党军队手中解放，就是北平市民从三座大山压迫下解放出来当家作主，这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接着，他就讲出了本文开头引用的名句，又正式宣布：“马衡院长仍任院长”、“全院职工原职原薪”，并要求大家“尽职尽责，努力工作，保证文物古迹安全”。引起了会场一片掌声。

        刚解放时，老百姓对解放军进城曾有许多误解，比如接管的同志去到农业大学院里，走遍家属区都看不到一个孩子，不免心生奇怪。后来才了解到，原来有谣言说共产党来，怕把他们的孩子吃掉，所以都藏了起来，成了一则笑谈，也提醒接管的工作要安民，要让老百姓放心。故宫的接管大会就开得很成功，让全体旧人一下子放了心。

“赵城金藏”传奇归来

        北平解放才3个月，一则“赵城金藏传奇归来”的报道震动了中国文物界，原来是“名经四千余卷运抵平市，薄一波同志在抗战艰苦的岁月里，亲自指挥卫护此珍贵遗产，八位战士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赵城金藏》金代刊刻，原藏山西赵城县广胜寺，故名“赵城金藏”。珍藏悠悠千年，“传奇发现”只在70多年前——1933年春，一位范成和尚到各地访求古经，在广胜寺意外发现了它们。因为此前学术界“尚不知有此版藏经”，“乃成为一时甚为轰动之事件”，引得 “中外人士联袂蹑履往赵城探讨者不绝”。到1934年10月，有人考证系由金代潞州(今山西长治)民女崔法珍断臂化缘募资发起刻经，大约在金熙宗皇统9年（1149年）前后在天宁寺刻造，到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历时约30年刻成，共682帙约7000卷，尚存4957卷。

        佛教发轫于印度古天竺，但是佛教典籍却大多保存在汉译佛经之中；汇编而成的“大藏经”，因为收集广博，广涉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诸多领域、门类，包罗万象，堪为人类的百科全书，世界的精神瑰宝……我国现存各版大藏经中，属于孤本的，有石刻本《房山云居寺石经》，木刻本《契丹藏》《赵城金藏》《元官藏》《洪武南藏》《武林藏》和《万历藏》等7种版本。其中《赵城金藏》是卷帙最多世界仅存的一部，因此在上世纪中华民族危亡之时也引来了日本人的“关心”，使它的安全归来充满了惊险与传奇。

        1949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过“记‘赵城藏’的归来”：“二十六年七月中日战事爆发，山西全省几乎全部沦陷，赵城也在日本人的魔掌之下。三十一年日军想抢广胜寺的金藏，其时赵城周围是我八路军游击队出没之区， 那时带领游击队与日寇搏战的就是今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先生。广胜寺一位老和尚得知日寇要来抢经的消息，赶紧向我游击队送信求救，薄先生立即派队将藏经抢救出来，中途与日寇遭遇，我游击队战士曾为此牺牲了八位，当时拟将藏经送至延安，以道路多阻作罢，就地藏于太行山中，交托给现任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先生和另一位刘先生保管。牛先生他们找到了一个很隐秘的煤窑洞，将藏经收藏起来，那时知道藏经所在的只有牛、刘两位先生，他们两位，相约每年视察一次，而那一位先生后来也故去了。胜利后决定将此经送邢台北方大学，适北大因平汉线军事紧张，经邢台迁潞城，经刚刚运到河南店，就未再往山下运，就地保存起来，由北大派张文教先生看管，后来张先生病倒了，乃交太行行署保管，以至于今。”

         北平解放后，华北局薄一波批准华北人民政府电令太行行署将“赵城藏”运送北平图书馆保管，是年4月30日运到北平，共42箱计4330卷又9大包。接着5月14日在北平图书馆召开了“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邀请杨秀峰、王冶秋、晁哲甫、范文澜、张文教、马衡、韩寿萱、季羡林、巨赞上人、王重民、赵万里等参观并商讨修复保藏办法。于是又有报道：“张文教先生是曾经保管赵城藏，最近又由涉县送此经到北平的人……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之下，购买棉花纸张，包扎藏经，为着省钱，自己肩挑手提，以致累得吐血；最近还带着病跋涉几千里，运送藏经到平……范先生也在座谈会上作‘自我批评’说：‘他以前不知道赵城藏的价值，当作明代刻本……今日此藏能够归到北平图书馆，在他是放下了千斤重担了。薄一波、牛佩琮、张文教、范文澜诸位先生都是抢救和保藏赵城藏的大功臣”——“赵城金藏”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一起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馆之宝”。

        赵城金藏虽然安然归来，但是因为存放煤窑几年受潮霉烂，严重的像霉坏的败絮，有的挤压成硬邦邦的纸棍，在运送途中过河还有一箱涉水，所以到北平后只有十分之三四能够打开，十分之五六受潮或被泥土黏连难以揭开，必须紧急揭裱修补；可是，不但难找到专用的纸张，而且费时费工费钱；幸而得到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和李济深先生鼎力相助，从两广佛教徒募捐了数万张广西棉纸，又从琉璃厂请来了4位揭裱高手，从1954年到1964年连续辛苦工作十个寒暑，才把4000多卷国宝经书整修一新。遗憾的是，直到十年“文革”浩劫过后，才在1982年7月8日《人民日报》发布了“稀世国珍赵城金藏整修一新”的好消息。又到2008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隆重出版。

“一号机密”中央文库面世 

        开国大典刚过半月，10月16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一则让秘密战线敌我双方都感到震动的消息：“中共党员陈来生对党忠实负责长期保藏党的珍贵历史文献获上海市委书面嘉奖”。一九四二年七月，共产党组织将一大批重要的历史文件，其中有中共中央在上海时的会议记录和江苏省委的会议记录，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和来往重要文件，党刊、党报如“红旗”、“布尔塞维克”和 “党的生活”，上海三次起义中被反革命枪杀的纠察队烈士照片，澎湃、苏兆征和恽代英的遗墨等，交由陈来生负责保管。陈来生接受这个光荣任务后，即动员和教育父母弟妹等全家人协助搬运，并加以伪装，保藏在自己家里。七年来，虽经日寇、汪伪和国民党匪帮的多次搜查，但由于陈来生及其家属的积极负责掩护， 这批宝贵的历史文献都得以保存……中共上海市委书面嘉奖称：“这是陈来生同志对党忠实和高度负责的表现，值得全党同志学习。”市委并向陈来生家属表示感谢。——这则新闻第一次公开了中共中央的“一号机密”，即1930年在上海设立的中共中央秘密档案库又称中央文库；而且第一次公开后又一直沉默，直到50多年后才又被披露。

        “一号机密”的传奇，首先在于它的极端重要性，它的隐秘性，还有长期、艰辛与卓绝。中央文库的前身，是1927年成立的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 从此奠定了中共中央最早的机要档案制度,到1930年10月撤销时，已经集中保管了约20余箱高度机密的文件和资料。后来，为了安全保管这些绝密档案，便在上海某处建立了中共中央秘密档案库，即党内习惯所称的“中央文库”。

        中央文库的基本任务，是秘密保存1万余件中共中央1922年至1935年的极端机密的珍贵文件。中央文库初期，只与周恩来直接联系，先后由张唯一、陈为人、徐强、缪谷稔、陈来生等人负责管理，实行独址居住、独立活动、只与上级党委指派的负责人单线联系的严格纪律，前后只有17人参与过这项极端机密的工作，以“家庭化”露面，以老太爷、二房东、老板、公司职员、商店店员、学校老师、佣工、娘姨、跑单帮、摆杂货摊等身份作掩护，不参加党的活动，不参加群众游行集会，不参加散发传单，不参加保护文库以外的政治斗争，尽量少与外界接触，一切以免暴露。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历经了1931年4月的 顾顺章叛变、1935年2月的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遭破坏、日本占领1942年时的一些同志壮烈牺牲，在1942年时由陈来生接管了中央文库。他动员父亲、弟弟全家人，把“中央文库”深藏在夹墙里，自己摆杂货摊卖炒货，保证安全珍藏了7年之久。

        1949年5月，上海“天亮了”，陈来生兴奋地清点“中央文库”，到9月初终于完整安全地移交给了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在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开具的证明信上写着：“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 104 包，共装 16 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9月17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向中共中央办公厅请示《关于大批历史文件如何处理》，得到中央办公厅经毛泽东修改、刘少奇、朱德圈阅、周恩来批发的复电：“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并要求“对保存文件有功的同志，请你处先予奖励”。 根据这个复电， 10月4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布了《给陈来生的嘉奖信》；1950年2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又派专人携带礼品和慰问信，慰问了协助陈来生守护中央文库有功的陈来生的父亲甄德荣、弟弟甄福顺和甄长顺。

        北京一解放，当年就举办了11项文物展览，故宫博物院布置了“满清帝后生活史料陈列室”“禁书陈列室”“纺织品陈列室”“玉器陈列室”等四个专题展览，9月6日开幕，报章以“吸血的魔王”为题报道了“满清帝后生活史料参观记”：“摆满了皇帝、皇后的各种各样花花绿绿的龙袍凤褥，绣缎枕头，华丽靴袜。这些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替帝后做一套衣服被褥帐帘，仅以七件计算，就要花费六万多人民的一天生活……”作为对比，在另一侧的“农民的衣服鞋帽……补上了两三层补丁，还有几块破烂的洞窟，里面的灰棉花也显露了出来……” 记者评述道：“……使每个人清楚地看到了几千年封建压迫下的中国农民是怎样地过着非人的生活，高踞在豪华宫殿里的凶残暴君又是如何地剥削人民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帝王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建筑在痛苦的农民的身上。”

（2009年4月3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