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红色收藏”是个新名词，原先泛称革命文物，其时间跨度约定俗成为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起，至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保存在民间的革命文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被重视，“文革”期间更是遭到严重破坏。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远见者方才开始搜集整理，但尚未形成市场。直至国庆50周年前后，各地大大小小的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因积极为50周年大庆筹备藏品、展品，出现四处征集的行动。此举带动和促进了部分有眼光的收藏家转向该领域。经过近十余年间广大收藏爱好者、收藏家付出的千辛万苦、致力于革命文物的收藏和发现，抢救了一大批颇为珍贵的革命文物——此举被收藏界称为“红色收藏”。

        时下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古旧书刊拍卖会上，红色书刊已经是与长期独领风骚的古籍善本、新文学版本三足鼎立、并驾齐驱，其拍卖价格与其逐渐拉近，甚至有些红色收藏精品已超过一般古籍善本、新文学版本。如2008年北京德宝“红色文献”拍卖专场，一册1938年11月河北唐县版《论持久战》，起拍价28000元，中间虽遭流拍，但事后却以28000元于场外成交。1934年中央苏区兴国县教育部翻印的八本全套《共产儿童课本》，以33200元成交。1938年版《毛泽东自传》，21600元成交……诚如上海古籍书店专业人士虎闱（陈克希）先生所言，红色收藏正遍及全国各地，收藏者多达20万之众。他们把视线对准中共创建、大革命时期、抗日和解放战争阶段的史料、实物。在这股红色热浪中，全国出现各类红色收藏私人藏馆20余家，有的藏馆还成了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这些红色收藏家还不间断地在各地组织展览、讲座活动，推动着该活动深入开展。在红色收藏的作用下，红色旅游亦蓬勃兴起，而红色旅游又反过来推进红色收藏。不少藏家在“重走长征路”“战地重游”“革命根据地游”等活动中，还可搜寻到散落在当地民间的革命文物。

        或许缘于“红色收藏热“的迅速发展，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界定和评判中难免出现一些不同看法，有些甚至是大相径庭。笔者忝列红色收藏爱好者行列，常年徜徉于各地民间收藏品市场，自然格外关注这些问题，借此之机愿将个人对“红色收藏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和思考写在下面——虽未必完全正确，却可能为“红色收藏热”贡献微力。

红色收藏的历史范畴界定
 

        “红色收藏”应专指对中国共产党人早期革命活动文献资料和相关历史遗物的搜集整理工作。其时间界定，上限应当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在中共尚未成立之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或是主要受其影响的报刊；下限一般应当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倘说放宽一点的话，凡在当年10月份报道开国大典盛况、介绍人民政协、中央人民政府的报刊可作特例（如《人民日报》10月2日报道开国大典盛况、哈尔滨《社会新报》半月刊两期合并提前出版10月“合订号”等）。上限时间，目前一般为藏界所共识，而下限截止日是因为1949年10月1日为新民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阶段的开始。而最显著的标志则应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已经由地下党、秘密活动、半公开、公开状态始成为公开合法、中华大地上居统治地位的领导阶级。

        有人将凡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反抗国内反动统治的所有进步报刊统统纳入“红色报刊”之列，笔者以为不妥。如维新派、同盟会、国民党、无党派爱国人士等，虽然在中国革命的某个进程中起过进步的、革新作用（所办报刊如《甲寅》《申报》《大公报》《建设》等），但无论如何与中国共产党主张、奋斗历程是另一码事，可写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国民党史”“民国史”等的相关章节或无不可。但若列入“红色书刊”则未免牵强附会。

红色收藏的主打藏品——书报刊

        红色收藏虽然门类众多，却应当以纸质藏品为主打藏品或曰龙头藏品。革命历史进程中出版发行的书籍、报纸、刊物，其历史文献性、权威性无疑是同时期任何藏品都不能比拟和代替的——此点似已为藏界所共识。
　　
        同时不能否认凡在中共成立前后、1949年10月1日之前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历程相关的信札、档案、入党申请书、标语、欠条、货币、邮票、地图、证件、臂章、文件、旗帜、路条、照片、传单、画像、印花、土地证、武器、革命领袖人物的手迹与生活日用品等，都具有革命文物价值，但与被喻为“新善本”之称的红色书报刊相比，史料价值稍逊一筹。至于欲将建国后的“抗美援朝”、“学习雷锋”、文革语录、像章、小报、《红岩》、《青松岭》、“文化名人签名本 ”，甚至体育出版物都纳入“红色收藏突破口”之列，则范畴过于宽泛。没有严格的历史时期分界线，势必将本应纳入新中国文学创作的“三红一创”、“新文学名人签名本 ”生硬地拉入红色书刊之列。新中国体育发展的藏品，只能划入体育或“奥运情结”。连环画、老照片、油画等本应回归各自收藏领域，则毋庸置疑。

红色收藏是否价值连成

        红色藏品价格距十几年前已经飙升了许多倍，引起了包括收藏界在内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总体上看其价格能达到万元、数万元的尚属凤毛麟角。即使从刚刚结束的2008年北京德宝红色文献专场拍卖会上看亦如此。成交价多数在千元、数千元之间，何况除掉拍卖费用，有些成交价在一万元稍多的拍品扣除各种费用，最终送拍者可能仅得到不足万元的纯收入。虽然时下红色书刊价格普遍不是很高，但笔者充满信心地坚信，其价格仍会在近几年中持续走高。

        倘说《镇江沦陷记》能最后拍出107万元高价，笔者以为它应算作抗日题材的一件藏品，而且买家最终不是为收藏、而是捐献给自己家乡博物馆永久存放——此事可作为民营企业家的地域情结与全民抗战情结的完美结合。我们不应把它拿来当成红色收藏品已经价值连城的成功范例。过度地予以夸张渲染，那样极易误导一般读者。再说红色藏品价格的上扬实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价格已飙升至某一高价位，网上、藏友们皆知，是好事；另一方面倘有新发掘出的红色藏品出现，就绝难再给收藏者们“拾漏”的机会。最后已经高不可攀的价位，难以短时间读懂的红色书刊藏品内容，必将使欲加入这一行列的新人们望而却步。因此期望红色收藏的“先行者们”不应大力渲染其价格如何如何攀高、飞涨，更应引导人们关注其文物、史料价值为主，使红色收藏活动健康、理性地往前发展。

“红色收藏学”尚需“众人拾柴火焰高”

        时下“红色收藏”“红色收藏热”等频频地出现报纸刊物上、荧屏镜头中，红色收藏展览、交流活动此起彼伏；红色旅游线路不断开辟、甚至过去从未将这些旧书刊当回事的文史类刊物也不甘示弱地建立了自己的“红色收藏（记忆）”专栏……但笔者却以为盲目的喝彩和陶醉委实尚早。举个不尽恰当的比喻，倘将红色收藏终极的理想目标定为10度，那我以为目前至多处于4―5度之间。君不见至少在20世纪末，革命战争年代的出版物尚不被人们所看重，绝大多数收藏者对它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笔者就亲自经历过1999年前后在地摊市场上小贩们三元五元一本地卖红色书刊，甚至可以白白拱手相送，舆论界之所以称其为“红色收藏热”，一方面缘于与十几年前的巨大反差相映照，另一方面是缘于众多知名或不知名的红色收藏爱好者的千辛万苦、呼吁呐喊、著书立说才有了今日之大好的局面。

        “红色收藏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还将面临诸多困难问题。其重大意义和紧迫性确实“迫在眉睫”。但倘仅有个别民间收藏组织、少数有识之士的助威，虽说也时有“专著”问世、研讨会召开，但毕竟力量有限，于全社会来说影响甚微，何以见此？就笔者亲历而言，最应当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支持赞助红色收藏的当为各级党委下辖的“党史委”（县以上均设置），其既有专门机构、人员、办有刊物，有的还有自己的领地——“党史陈列馆”、革命纪念地展览馆、档案馆等。很遗憾，他们对民间看起来如火如荼的红色书刊收藏热基本上是不理不睬、不冷不热。各政府部门的史志办、文史馆虽然较为热心，但终究属敲敲边鼓奏不起主旋律。还有新闻出版界、各个大学革命史研究机构、社会科学研究院（所）、档案馆、图书馆、革命纪念地（名人）展览馆等亦应成为助推，参与红色收藏的生力军、同盟者——倘上述各方达成共识、齐奏主旋律，那么“红色收藏学”的研究和深入发展或可指日可待。

        欲使红色收藏热健康持久、“红色收藏学”学科建立和向纵深发展，当务之急是减少一些“顶尖级收藏家”帽子满天飞，踏踏实实地多做基础性、开拓性的工作。

（2008年11月26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