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的建成标志着一个王朝的鼎盛，它的毁灭则昭示了这个王朝不可逆转的败落。”圆明园悲剧性地毁于侵略者的野蛮劫掠和纵火焚烧，曾见证中华民族的屈辱；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则是今天中国人不可旁贷的历史责任。

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万春园）三园组成。这是一座由清政府历经几代帝王斥巨资精心营造的大型皇家御苑，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大规模兴建则自康熙四十八年 (1709年)始，在长达150余年的建设过程中，耗资数以亿万计的银两。全园东西长2620米，南北宽1880米，周边外围总长约11000米，共占地352．13公顷(约5282亩)。其中，陆地面积228．4公顷(约3426亩)，水面面积123．73公顷(约1856亩)，有园林风景组群108处，总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60公顷)。它不仅在中国园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上也享有很高声誉，被欧洲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同时也因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代皇帝都曾长年御居圆明园处理政务和举行朝会，并优游享乐，而成为当时全国除京城内皇宫(紫禁城)之外的又一个政治中心。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遭到极其野蛮的劫掠焚毁，沦为废墟。尔后又屡遭官僚、军阀和奸商的巧取豪夺、盗窃破坏，变得愈加荒落不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边农民进园生产生活，较大地改变了遗址原来的山形水系。到七十年代末，圆明园三园遗址均被大量民居、单位占用，到处是耕地、鱼塘和水沟。圆明园的毁灭，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历史的见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华民族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侮凌辱的历史，成为旧悲剧命运的一个缩影。由于它独特的历史内涵，新中国成立后，如何积极抢救、妥善保护、科学整修和有效利用圆明园遗址这一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其重大的政治、历史及园林价值和爱国主义教育功能，一直是我们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群众十分关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乎圆明园遗址的重大举措，往往都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在视察圆明园遗址时就曾明确指示：“圆明园要保留，地不要拨用了，以后有条件还可以恢复。”而后，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了对圆明园“一草一木不能动”的规定。不久，市政府再次发出通报，强调“今后任何机关，不得移用圆明园石块”。从1956年起，北京市园林局开始对园内山地进行绿化，至60年代初绿化面积已达80公顷。1979年8月，圆明园遗址被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收回土地使用权，明确保护范围

圆明园管理处虽然早在1976年就成立了，但由于种种原因，管理处并没有园内土地使用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对遗址只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1984年管理处与海淀乡园内农民实现联合，采取民办公助形式，争取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发建设遗址公园，从而使遗址保护整修工作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由政府与园内农民联合建园这一形式，经数年过渡，全面开辟遗址公园的条件渐趋成熟。随着经济的发展，为加快遗址公园建设步伐，加大对遗址的保护和管理力度，于1990年和1993年分两批正式办理了遗址公园全部占地的征用手续，1990年政府出资完成对福海景区以东200公顷土地的征购，1993年通过征购收回了对福海西岸以西134公顷的范围土地使用权。至此，圆明园管理处实现了对遗址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明确了保护范围。

制定规划，依法保护遗址

1980年正值圆明园罹难120周年，以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为首，社会各界1583人签名，发出《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影响极大。不久，北京市部分人大代表视察圆明园遗址，建议政府加强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并第一次提出遗址公园概念。1983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将圆明园确定为遗址公园，并规划到上世纪末基本建成遗址公园（未能实现）。１９９９年北京市文物局委托北京市规划院依据文物保护、城市规划的法规，制定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政府分别同意和批准了该规划。《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的公布实施，为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提供了可靠依据和法律保障。为更好地实施《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同意，2002年圆明园管理处组织专业机构制定了《圆明园遗址保护专项规划》，成为圆明园遗址保护和利用的指南。据承担《圆明园遗址保护专项规划》的项目负责人介绍，《圆明园遗址保护专项规划》是根据《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制定的，遗址保护专项规划范围为总规划所确定的三园遗址范围，约351公顷（不包含目前101中学仍占用的部分地域）。总原则中明确规定的也是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要保持圆明园的完整性。完整性包括5个方面：保持遗址范围的完整性；保持遗址环境的完整性；保持三园格局的完整性；保持主要建筑遗址的完整性；保持园内历史信息和历史环境的完整性。遗址保护专项规划分考古发掘与考古勘察、山形水系和植物景观、建筑遗址保护三个方面制定了详细方案。其中，遗址保护又分为遗迹保护类、重点复建区保护类、一般遗址保护类以及三园外规划绿地保护类。对遗址、遗迹、山水整理的目标是既可在现场凭吊遗址遗迹，同时又可通过多媒体等综合方式展示圆明园历史景观的思想文化内涵和园林（建筑）艺术风格。

保护专项规划的总预算为43938万元。其中，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保护展示预计投资6000万元；整修山形水系及植物配置(包括清理渣土、挖湖堆山、驳岸叠石等)，预计投资15000万元；复建建筑预计投资8938万元；其他景区遗址修整与保护(西洋楼)，预计投资5000万元；道路、桥梁建设预计投资9000万元。

迁出去，围起来，管起来

长期以来，在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整治和遗址公园建设等诸多方面，有关部门虽然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也卓有成效，但却一直面临着一个重大且亟待解决的难题——由于历史原因和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分布在约30个居民点的近千户住户和14家单位长期在遗址范围内进行生产、工作和生活，不仅占压重要的建筑基址和园林基址，而且不可避免地对遗址造成不同程度的蚕食和破坏。为此，北京市政府提出了“迁出去，围起来，管起来”的历史性任务。迁出去：把园内的800多户居民和１4家单位迁出去；围起来：重修圆明园的围墙，把遗址保护范围明确地划定出来；管起来：把圆明园遗址公园整个管理保护起来。虽然只有9个字，做起来却花了好几年，仅搬迁就历时10多年，费用累计达4.3亿元。在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整治工作进程中，圆明园管理处已于1986年和1994年先后搬迁了100余户住户。为贯彻实施《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从1998年开始，海淀区政府动员进行了圆明园遗址整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搬迁工作，分期分批搬迁园内全部住户。这项工作被列入海淀区“9950”工程。一期拆迁自1998年12月开始，共涉及民居172户；二期拆迁自2000年9月开始，共涉及民居443户。截止到2002年底，圆明园遗址保护区内的800余户住户已全部迁出。驻园单位也从2000年起开始腾退，至2005年3月，已有１3家驻园单位搬迁出圆明园遗址，拆除各类杂乱房屋５万多平方米，从而为圆明园遗址大规模保护整治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圆明园围墙的修复工作最早是从1983年8月开始的。当年7月北京市公布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市政府决定成立北京市圆明园遗址公园筹建委员会，并拨专款40万元修复长春园东、北、南三面共长2300米的虎皮石围墙。1993年底，由香港曾宪梓先生捐款800万港元、北京市配套部分资金，完成了圆明园、绮春园（万春园）、长春园三园的围墙建设，基本实现了“迁出去，围起来，管起来”目标。

北京申奥的成功，大大加速了圆明园遗址抢救、保护、整修、利用的进程。据介绍，圆明园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已经列入北京奥运行政规划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之中。目前，按照积极抢救、妥善保护、科学整修、合理利用的原则，对长春园宫门和含经堂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对圆明园宫门进行了考古勘探，完成了含经堂遗址保护工程；对圆明园西部九洲清晏景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环境整治，包括修浚河道、整理驳岸、调整植被、遗址保护等。西部景区已完成上下天光、坦坦荡荡、万方安和、杏花春馆等4处遗址的保护工作。对在圆明园鼎盛时期占地17万平方米的建筑中唯一残留的正觉寺进行了抢险修缮。此次修缮的范围包括山门、文殊亭、东西五佛殿、东西配殿、西转角房等，修缮面积共计990平方米，2003年已经完工。正觉寺1100平方米的复建计划已获国家文物局批准，近千万元的经费已经到位，明年将开始修建围墙、恢复地面、主要建筑遗址基础的保护工作。投资1400多万元的长春园宫门遗址复建保护项目也已获得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将于明年开工。

另据了解，2007年2月，北京市文物局转发了财政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的《“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十一五”期间,国家将在全国选择100处遗址进行重点保护，圆明园名列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