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和民主建设的发展是解决博物馆困境的关键

作者：俞文君

【保护视力色】 【打印】　 【字号 大 中 小】2008-02-25

《中国文物报》9月21日所刊载的《双重背景下的中国博物馆》一文，具有很宽广的视野和明晰的观点。我听到了一些声音，其中不乏与之共鸣者。我的一些想法虽然还不成型，但很想说出来，因为也感觉到这些问题会是将来博物馆界更多关注的方面。 　　《双重背景》一文谈到了中国博物馆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和转折期，国内的旧有发展模式和国外的先进建设理念，管理体制的陈旧和行业规范的缺失，行政性需求和社会性需求等种种矛盾都浮出水面，构筑了中国博物馆发展的双重背景。这一剖析，可以说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和高度来审视我国博物馆的发展，有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这是对现实剧烈变革下中国博物馆困境的思考。 　　经济体制和民主制度正是解决博物馆困境中关键的“双重背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后，几乎全社会各大行业都随这一格局的变化而转变，而博物馆行业仍深深地被传统的体制和运作模式所包裹，这或许对各个从业者来说并不是件坏事：工作一贯长久安稳，好坏都对结果没有任何影响；而对整个行业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局面，没有压力就没有发展，这是明摆着的道理。马克思主义认为，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都受制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而博物馆事业精神生产与当前经济体制的不适应性，决定了其精神生产力水平的低靡。这正是其社会边缘性的根源。博物馆无法积极主动地表达自身（比如公关和广告等，在博物馆行业中很少被提及，或者博物馆自身也是有心无力），而是被动地等候着、观望着。《双重背景》一文中提及的欧美博物馆各项完备制度，也正因为与其经济体制相匹配，从而能发挥更大的功能和作用。所以，《双》文作者所担忧的一大批新建博物馆“穿新鞋，走老路”，正是缘于目前整个中国博物馆行业机制与经济体制的脱节。 　　社会民主制度进一步发展后，对博物馆产生的影响是，（一）呼吁博物馆法制体系的完善，即从执行国家政策为主到遵循国家法律体系为主的管理模式转变，同时推行行业规范。（二）博物馆建设中增加民众的参与度，这即是《双重背景》一文中所指“软环境”的具体表现。我们不能只把民众等同于观众，即被动的参观者，而不是主动的参与者。有多少博物馆从筹备时期、建设过程中就考虑到民众的参与？我们许多时候只顾搜罗专家的意见、设计者的创意，求新求异求大求美，却忘了民众的需求才是根本的出发点。即使在开展后，也至多是数次讲座、讲解的安排，民众依然在博物馆体系的对面和彼岸，即作为受教者的角色。这样的展览再如何努力，也终归和民众保持着距离，因为在过程中没有他们的声音和地位。专家的任务应该是负责内容的准确和条理的清晰，但展览的出发点、角度的选择为什么也应该是专家，而不可以是民众来决定呢？另外，开展以后博物馆的信息反馈机制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的博物馆应更热衷于观众信息交流活动。没有良好的反馈机制，从信息和传播角度来看，不能够成为完整的信息交流。可以说，中国博物馆正面临从单一的宣传工具到教育、交流、传播的多样性平台的转型，而受制于体制和观念，现实中这个转型要缓慢得多。 　　博物馆真的是大众文化么？从各个社会学家的研究之中，大众更多地是以大范围、分散状的个体所组成的集合，大众文化则更多地以热闹的、哄乱的、无组织的、不可控的形式出现。当全中国人民都在热议“超级女声”和“好男儿”等选秀节目、老太太们都对“3进 2”等耳熟能详的时候，博物馆的大众关注度在哪里？博物馆是否应当归属于大众文化？还是把它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众化普及来研究更为合适？当然，这个问题争议还很多，值得探讨。 　　诚然如《双重背景》一文所说，目前博物馆学的理论与实际脱节，指导作用低下。其原因是什么？就学科而言，之所以成立，必须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价值，而博物馆学在这几个问题上颇为泛化，尤其当进入电子时代和网络时代后。有没有一个博物馆学特定的研究对象，还是博物馆其实更多地作为一个多学科交流的平台而存在着呢？研究灯光照明、电路排线、材料科学的学者，和研究藏品管理、教育宣传、文物保护的学者，都在博物馆中有一席之地，不可互替。博物馆更像是一间“群居的房屋”，种种权力、话语、学科在此交织，贡献力量，在社会学者眼中，它分明是一个场域而不是一个核心的具体的概念化的研究对象。 　　社会进步也好，经济体制改革也好，对任何行业都是挑战和机遇并存，博物馆行业也不例外。或许，当我们跳出博物馆来看博物馆时，会对它有更明朗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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