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讨论生态博物馆与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简称：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呢？就贵州而言，因为生态博物馆就在农村，凡是涉及到新农村建设问题均与生态博物馆有关，如何正确处理和协调生态博物馆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是生态博物馆在实践中的一个新课题。

　　生态博物馆是指一个特定的文化社区，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新农村冠以“社会主义”四字，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不是一个社区的概念。在生态博物馆社区中，可能有若干个行政村，还可能包括个别县。文化社区实际上打破了行政区划的界限，只要是同一“文化色块”都应属于文化社区。如梭戛生态博物馆社区是由以长角为头饰的箐苗“文化色块”构成，社区内分布有12个行政村寨，其中有五个行政村寨在与六枝特区毗邻的织金县境内，社区的面积则有120多平方公里。

　　生态博物馆虽然是一个文化社区，打破了行政区划的界线，但在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规划上不能独立于当地行政乡的管理之外，仅在生态博物馆的业务方面能自行地开展工作。因为生态博物馆社区内行政村和一般的行政村在隶属关系上是相同的，即都隶属于所在乡政府，有同样的政策，有同样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有同样在乡政府的指导下选举出的村民委员会。

　　一、生态博物馆和新农村建设的相同之处：同在农村。生态博物馆虽然是一个文化社区的概念，但这个文化社区是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是在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区而不是在某一个工业遗产区，它存在于若干个典型民族村寨之中。对于新农村建设来说，不论是典型民族村寨也好，还是一般的村寨也好，只要是农村，都是新农村建设的对象。此外，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提法上也是相同的。贵州生态博物馆制定的《六枝原则》第九条指出：“社会的发展在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中是一个先导的条件，人们生活的改善必须得到更多的重视，但不能以损失文化价值为代价。”这一条是根据贵州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如梭戛生态博物馆社区虽然民族文化十分独特、丰富，但社区居民处于极贫的状况，生态博物馆的根本目的是保护文化而不是保护贫穷与落后。一个贫穷与落后的社区在商品经济社会是不可能保护好自己文化的，贫穷和自卑是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在金钱的诱惑下，人心不古，道德扭曲，反而加速文化消亡。只有社区居民的物质文化得到极大的提高，生活富裕，才有可能提高对本民族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才能增强保护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性。此条和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的方针如出一辙。

　　二、生态博物馆和新农村建设的不同之处：理念上的不同。生态博物馆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历史记忆的保存，活态文化的保育和传承，树立村民文化主人意识和培养对文化的“自觉”，社区经济的发展，来访者对当地文化的尊重。新农村建设方针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生态博物馆和新农村建设有可能发生冲突之处。生态博物馆所在的社区，都存在于几个典型民族村寨之中。这些民族村寨的历史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单就堂安生态博物馆而言，有侗族特色的建筑文化，如鼓楼、风雨桥、寨门、水井、上百年的传统民居、层层梯田等，与雄浑的山形地貌融为一体，由此构成了堂安侗寨独特的文化景观，成为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在新农村建设中，这些历史遗存可能被认为是古的、旧的东西，是改造的对象。然而在新农村建设的方针中，没有提出对古的、旧的东西进行改造，而强调的是“村容整洁”。但在施行中，却冒出了许多新花招。为了做到“村容整洁”，将一个典型民族村寨整齐划一，具有传统风格的屋脊改成用石灰垛成的一色的白屋脊，墙面已全部涂成一色（青灰色），弯弯的石板路变成一色的水泥路，本来是木构架的寨门却改建成钢筋水泥的体量较大的新寨门了，还在村寨里牵出了一条条花花绿绿的小三角旗，霎时间让人觉得从天外飞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村寨，一个古朴的与环境十分谐调的民族村寨不翼而飞了。然而村民家里的生活设施方面没有任何的改观，唯一改观的仅是在外墙上涂了一道颜色。去年我在生态博物馆社区的一个村寨搞文化遗产调查，碰见几个规划人员，他们拿出一张该村的规划图给我看，并饶有兴致地对我说，该村已列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了。从规划图上看，有两条纵横交差的“十”字街将一个十分完整的村寨切成了四瓣。按此规划，就要拆掉好几十户人家。该村是一个具有五六百年历史的民族村寨，靠山面水，依山而建，一条约两米宽的石板路弯弯曲曲地延伸到村子的尽头，此外，还有好几条纵向的小道与之相连，使村寨变得曲径通幽，扑朔迷离。如果按规划将该村建成“十”字街，等于将村寨的历史文脉肢解和破坏。这是对新农村建设的一种误导，是劳民伤财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