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汉帝后的丧葬，《史记》、《汉书》中大都有明确的记载。11座帝陵中，除文帝霸陵、宣帝杜陵之外，其余9座均分布在渭水以北的咸阳塬上，这一点后世均无异议，而且在宋代以前有关渭北西汉诸陵的大致方位和相对位置的记载也基本一致，并留下了诸陵距离长安城远近的数据。通过分析相关记载后，笔者发现，在一些看似矛盾或费解的地方恰隐含了相关帝陵在陵位选择方面的重要信息，进而意识到西汉渭北陵区的形成实与当时渭水上的桥梁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试略述管见，以供参考。

　　依据文献记载，在西汉都城长安附近的渭水上，大致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三座大桥并存的格局。三座大桥中，最早修建的是介于秦都咸阳宫殿区以南与后来的汉长安城横门之间的一座，被称为“横桥”，据说是秦昭王时期为了连接渭南的兴乐宫与渭北的咸阳宫而建造的，“长三百八十步”，“广六丈”。今人推算，该桥长宽应分别达到526米和13.8米以上，规模相当惊人，成为秦汉时期连接渭水南北之间的重要通道。《史记正义》引《三辅黄图》称：“秦始兼天下，都咸阳，因北陵营宫殿，则紫宫象帝宫，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度以法牵牛也”（今本《三辅黄图》略同）。可见，该桥本身也被纳入了秦“法天象”的宏大建筑工程体系之中。从《史记》、《汉书》有关代王刘恒进京继位的记载来看，该桥在汉代又被称为“渭桥”。至于所谓“中渭桥”之称，应该是在渭河三桥的格局形成之后才出现的。

　　就在文帝继位之前，渭北的咸阳原上已经安葬了两位西汉皇帝，即汉高祖刘邦葬长陵、惠帝刘盈葬安陵。后世记载这两座帝陵与长安城之间的距离分别是：长陵“去长安城三十五里”（《史记集解》引黄甫谧，《三辅黄图》同）或“在长安北四十里”（《汉书》注引臣瓒），安陵 “在长安北三十五里”（《三辅黄图》以及《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汉书》注引臣瓒均相同）。另外，皇甫谧和《三辅黄图》还都提及安陵“去长陵十里”。按常理，既然安陵和长陵之间相距10里之遥，两者到长安的距离怎么可能都是35里呢？即使是按臣瓒的说法，由长陵到长安的距离增加为40里，与从安陵到长安之间的距离也只差5里，怎么可能是两者相距10里呢？其实，如果联系到当时跨越渭水的桥梁所在位置，这一看似矛盾的记载，就可以涣然冰释了。从《水经注》有关成国故渠自西向东“又东迳惠帝安陵南……又东迳渭城北……又东迳长陵南”的描述来看，渭城（原秦都咸阳）在安陵和长陵之间偏南的位置是很明确的。而前述当时唯一的渭河大桥就是为了连接渭水南北之间的秦宫殿而修建的，恰位于长陵和安陵之间的秦咸阳故城南侧渭水上。若从汉长安城的横门北上渭桥（横桥），当到达渭水北岸之后，就会发现，长陵和安陵实际上应分别位于这条南北向交通干线的东、西两侧。推测汉武帝划分三辅时，左冯翊与右扶风的分界很可能也与这条交通干线有关，以致后来诸陵划归三辅时，长陵属于左冯翊，而安陵属于右扶风（《汉书·地理志》）。比较后世所载渭北西汉诸陵与长安城的间距，埋葬时间较早的长陵和安陵恰是距离最近的两座，说明当时在选择陵位时应充分考虑到了交通条件，并且遵循了就近原则。如果说将长陵安排在长安城南北中轴线的延长线上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参见《文物》1995年3期），那么，横桥的存在无疑为其具体实施提供了便捷的交通保障。

　　等到景帝开始营建阳陵的时候，选址在长陵之东的泾渭之会。从陆地交通条件来说是进入了一个“死角”，于是，景帝便在渭河上新修了一座大桥。《史记·孝景本纪》载，“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五月，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可见，景帝建桥（注意，也称“渭桥”）与营陵几乎是同时进行的。由于西汉前期在营建帝陵时往往设陵邑并大规模徙民，加上营陵所需要的大量物资运送，以及为将来送葬的方便程度考虑，就阳陵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修建连接长安城的渭桥也就显得十分必要。关于该桥的位置，史载有阙，推测应在灞水以西的阳陵南侧渭水上，与新发现的唐之“东渭桥”位置不同。据《汉书》注引臣瓒，“阳陵在长安东北四十五里”（今本《三辅黄图》同）。问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阳陵和长陵的间距显然要大于长陵和安陵之间“十里”的间距，如果阳陵距离长安45里是从长安城北上走横桥后经长陵向东计算的话，就会与前述臣瓒所言长陵至安陵和长安的里数发生矛盾，故推测应是从景帝新建的渭桥这条路线计算的，臣瓒注明“东北”二字的用意恐怕也在此。尽管这样，阳陵至长安的距离仍然比长陵和安陵都要远，而以后在渭北营建的西汉帝陵，与长安之间的距离又都没有比阳陵更近的了。

　　汉武帝时，将寿陵选择在咸阳塬的西端。这时，如果还从长安城北的横桥北上再拐向西沿渭水北岸的道路前往茂陵所在地，其线路显然过于迂回和漫长，于是武帝又在渭水上修建了一座大桥，这就是“便门桥”，或称“便桥”。后世所谓“渭河三桥”的格局至此形成。据《汉书·武帝纪》，在“初置茂陵邑”的第二年，便“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初作便门桥”。尽管唐代颜师古作注时对汉长安城“便门”的位置已不甚明了，但他认为“于此道作桥，跨渡渭水以趋茂陵，其道易直”，显然是正确的。汉武帝在渭河上建新桥应该是和景帝一样，从近处看都是为了满足营建帝陵和建设陵邑的交通需要，同时从远处看也可以使从长安城前往东北高陵方向的蒲关道以及西出前往西域方向的道路变得更为便捷，从而达到一举两得之功效。以后，昭帝平陵的营建，自然也是借用了通过便门桥连接长安的交通路线。后世记载“茂陵在长安西北八十里也”、“平陵在长安西北七十里”（《汉书》注引臣瓒，今本《三辅黄图》同），应该都是从长安城西出便门桥的路线计算的。和景帝阳陵一样，因计算路线不同，故注明“西北”以示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