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人莫不熟悉考古学文化，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给出了经典的定义，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的特征的一群遗存”。简而言之，考古学文化就是具有时空特征的遗存特征组合。这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也是考古学家进行研究时可以操作的概念，是我们建立史前文化历史框架的基础。然而，当我们想进一步了解史前时代人类的生活状况、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尤其当我们追问它们如何变化、又为什么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存在一些局限，还造成了不少误解。
 1929年当柴尔德系统运用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的时候，它指代是“一群人”，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留下共同的遗存。这个概念中存在这两个预设：一是考古遗存就是划分不同文化的标准，也就是说它们代表了人们头脑中不同的思想、社会组织、经济方式或者仅仅是不同的行为习惯；二是这些标准就能够定义一个文化，或者说是一个“人们共同体”。这两个预设都是没有经过检验的，一个考古学文化只能说是一组有共同时空特征的遗存特征组合，它和一个社会的思想、组织、经济方式、行为习惯难以对应；同时，它也无法代表一个有现实意义的人类群体的划分，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语言、族属、血缘关系、心理认同、生态地域、经济方式、思想传统等角度来划分社会群体，然后通过这些角度去探讨我们想了解的内容；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就只能了解与考古学文化相关内容。当然，如果考古学家将研究目标限定在重建文化历史框架、限定在了解史前的物质文化、限定在描述而不是解释变化的时候，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是足够用的。但是考古学还在发展，这个时代的人们与考古学家还想了解到更多的东西，比如说，为什么农业只在某些地区起源，而没有在其他地区起源？为什么后来农业起源中心的周边地区有些采用了农业，而有些地区坚决拒绝农业呢？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能够提供的帮助有限。
 很显然，在我们研究史前农业为什么起源这种问题时，我们所讨论的文化和考古学文化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中的文化是功能的，或者是说是适应的，它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手段与策略。于是，在这个概念框架中，我们要研究文化的发展过程、解释文化变化的原因、探讨文化变化的机制。与之相应，考古学家的研究对象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局限于遗物与遗迹的形制特征（form），而开始注意功能（function）与过程（process）。所以他们不断引入科学技术手段来确定器物的功能、遗址居留的时间长度与季节、遗址周边的资源分布状况等等，他们发展民族考古学与实验考古学等“中程研究”来协助考古学家了解考古遗存的形成过程，他们还努力建立考古学理论，寻求文化发展的规律。这是过程考古学或者说新考古学所研究的文化，显然它不同于在文化历史框架中的“考古学文化”。过程考古学是把文化放在进化论与生态学的背景中研究的，文化在生态系统与众多的要素（或称子系统）相互关联，呈现出多样的发展路径（多线进化）。这里所说的文化范围可以很大，大到区域的研究；也可以很小，只研究某个遗址。它可能包括若干的考古学文化，也可能是某个考古学文化的一个部分。有时它甚至能和一个考古学文化相对应。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在其分布区域中往往代表的可能不只是一种适应方式。最根本的问题还不在这里，以考古学文化为中心的研究关注文化谱系的建立，只收集相关的考古材料。就像造自行车的零件很难用来造汽车一样，以分类描述为中心写成的考古报告用于研究文化生态、文化适应变迁的时候，常常会感到信息缺乏。
 考古学还在发展之中，当后过程考古学出现之后，文化的含义又发生了变化。后过程考古学家也研究文化，他们将之视为变化的动因，而非是被动的适应；人利用文化改造环境、改造人的体质、改造人的社会或者说人以之创造自我。文化是行动（action）而不是活动（activity）；文化是风格而不是功能；文化是人们千奇百怪的经验，而不是可以通约的因子。由此后过程考古学家侧重研究文化的意义（meaning），打个比方，现在有一群人坐在一起喝咖啡，然后他们留下东西离开了。研究文化史的考古学家过来后，他们会特别关注器物组合特征，研究它们的时空属性，究竟属于什么时代的东西，和周边地区相比它们有什么特点。过程考古学家过来后，他们特别关注整个遗存的分布，究竟这里发生了什么？他们会做杯子的残留物分析、做杯子的来源地分析、器物分布的空间分析，如此等等，他们要解释这些遗存是怎么废弃的？怎么保存下来的？活动发生的时间？发生活动的性质等。而后过程考古学家更关心喝咖啡这个活动的意义，它在当时的时代意味着什么？它和当时社会哪些活动有关？它能说明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如此等等。不难看出，这三种研究关注的方面不一样，虽然它们都以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无疑，这三种研究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史的研究往往是基础，过程考古学的研究是一次拓展，后过程考古学在此基础上再次进行了拓展。
 考察一个概念，除了了解它的内涵之外，还必须了解它形成的背景，这样才能确定一个概念的适用范围。20世纪初，从德国学者科西纳（Kossinna）首先运用考古学文化来解释考古材料，到柴尔德把这个概念推向世界，“考古学文化”出现的意义在于它能统合遗存在时空上共同属性，解决了考古材料在广大地域范围的分布特征，让考古学家能够对一盘散沙的考古材料进行综合研究。“考古学文化”让考古学家第一次拥有自己的理论工具进行研究，这个概念的形成与引用也代表考古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此时它是和族群（ethnic group）起源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用于追溯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这个概念的历史说明了它的适应范围，它最适合定居或相对定居的小型社会的研究，也就是新石器时代到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研究。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上的探索也是一个经典的研究范例。然而，一旦无限地推广，比如在旧石器考古学领域，这个概念就非常模糊，几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考古学家宁可借用“组合”、“工业”这一类的概念。史前的狩猎采集者迁居不定，留下的遗存分散、稀薄、而且多种多样，难以概括；再者，他们的物质文化相对简单，功能的考虑胜于风格的表现。迄今为止，这个概念在旧石器考古学领域是不成功的。
 过程考古学产生于科学哲学、系统科学开始繁荣的时代，它从系统的角度考察文化，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研究文化。系统的属性由组分（如技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规模、结构与环境所决定。它所研究的文化和民族学（或者说是人类学）所说的文化是一致的，这也是宾福德写作“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的意旨。过程考古学也因此特别强调研究民族学上狩猎采集者，它所研究的文化也是这样的文化，所以过程考古学最兴盛的领域是旧石器考古学与早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比如，解释农业起源的过程）。后过程考古学兴起于后现代哲学兴盛的年代，起源于人们对实证主义的质疑，批评环境、系统、结构、规律等对人之主观能动性的剥夺，认为文化是人创建的，不同的人（可以按阶层、族群、政治单位等来划分）利用文化的方式是不同的，它强调多义、多向度的解释。因此它更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特别适合研究精神层面的内容，在历史考古学领域的应用要远胜于在史前考古学领域的研究。
 在当前的考古学实践中，这三种文化观实际上是并存的，它们之间无疑是有冲突的，但是都有自己最适用的空间，没有一种文化观能够解决所有考古学上的问题。后过程的考古学的大家霍德（Hodder）认为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是互补的，前者研究外在的约束，如环境、技术等，而后者关注内在的约束，如社会和政治的变化、宗教信仰、个人与社会行动等。而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统合考古材料的时空属性，则是后来其他方面研究的基础。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考古学家研究的目标在不断扩大与提高，与之相应的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在不断变化，又由于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的发展是紧密关联的，因此我们看到三种不同的研究形态。它们又都以研究文化为己任，发展自己的理论概念工具，利用新的考古材料，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