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南京六朝建康城研究的几点意见 |
| 作者：魏正瑾 |
【保护视力色】         【打印】 【字号 大 中 小】2008-08-19 |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历史的中国由秦汉时代封建社会初期大一统向隋唐时代封建社会中期繁荣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它对于中国历史的传承接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创造了民族特点鲜明的灿烂文化，一支独秀，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之所以能够一以贯之，延续至今，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关键性的历史节点上、在重要的历史转型期间，合理地进行了社会资源转移整合、生产力储备调整、政治社会变轨改制，并稳步发展，适时进入新的时期。因此，对于历史节点的研究，对于历史转型期的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极其重要的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正确地诠释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这一时期的研究，诸如先进生产力因素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的研究，国体政体、典章制度、文化传统等民族特质要素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的研究，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这些社会因素既代表着一个时代，更代表着时代与时代的联结与发展。 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各时代城市的研究，特别是国都和中心城市的研究是一项重点内容。城市是文化综合体，它集中体现着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状况和发展水平。都城则更是其中集大成者。以田野考古为特征的我国近代考古学产生以来，历代都城考古一直是学术重点之一。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以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都城发掘为起点的对夏商周三代都城的考古探索，以燕下都发掘为起点的对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城的调查与发掘，是我国都城考古学的先导。以汉长安城的全面勘探、重点发掘及其研究为中心展开的对秦汉隋唐都城的考古研究，在更大规模和深度上为我国都城考古学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以北京元、明、清历代都城为中心，对我国封建后期都城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则是进一步延伸与发展了我国都城考古学的研究。犹如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古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一样，以汉魏洛阳城、曹魏－北朝邺城和六朝建康城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城在这一种都城考古学研究的格局中，有着同样的意义。它是我国古代都城形态发展演变的重要环节，诠释着历史转型期的时代特征。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都城，多年来许多专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它们的基本面貌正以日益清晰的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中，洛阳城、邺南城－邺北城、建业－建康城等南北都城的形制都处于不断的演变、完善过程中。其主要趋势是在继承秦汉传统的基础上，都城形制经历着重要的变革与发展。其中在城市格局上的规制化倾向引人注目。城市形状趋于方正，城内布局趋于规正，并逐步形成以城市南北纵向轴线和东西横向轴线的设置为标志的道路网络。宫殿集中布局于城市中后部，建为筑有一重或多重城垣的宫城。居住区和市场多设在城市南部，其他如礼制建筑和园囿禁苑也在逐步形成一定的规范制度等等。这一时期都城形制格局的发展变化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封建中期隋唐时代都城新格局的形成，是在历史节点上作出的重要贡献。南京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大致与之同步，在就南京六朝建康城的位置坐落、城市模式、平面布局、基本形制和重要建筑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考证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基本认定了城市的总体方位，城市的对外交通漕运体系，具有多重城郭的都城和宫城的基本城市形态，宫殿和一批重要建筑的规模和基本形制等。同时，专家们根据各自的考证，还就相关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提出了城市地理位置走向方面的不同意见，对于城市布局形制作出了不同的判断，提供了不同的模式和模型等，引人注目。这些都为建康城的进一步考证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基本资料。但是，由于历史文献资料的局限，更因为考古资料的缺乏，建康城的基本面貌还存在着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许多基本问题目前仍难以取得共识。本世纪以来的几年，南京市博物馆在配合城市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六朝建康城的遗址，出土了属于建康城城市基础设施及重要建筑的遗迹和遗物。蒋赞初、梁白泉、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都城集中体现了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基本面貌，特别是具体体现了当时的思想意识体系、社会组织的基本结构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因此对于各个历史时期都城的考古学研究，始终是当代考古学的重要内容。但是，都城考古又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一方面，城市是一个由大量的构筑物和建筑物群体组成的庞大体系，考古发掘难以进行全面的揭露。另一方面，由于各时期的古代都城的历史重要性及其与历史地理环境特殊密切的联系，历史文献对都城的相关情况多有大量的记载。因此，就研究方法而言，在以考古发掘的遗迹遗物等考古资料为基础的同时，需要更多地结合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和古建筑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以多学科相结合进行的关于古代都城的研究，就其内容而言，大略包括有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城市的位置。主要包括城市的地质地理等自然环境状况，城市的地标系统，城市的准确位置方位，城市的规模及其范围等。第二方面是城市的形制格局。主要包括城市的基本形态、功能分区与平面布局，城墙（城郭）和城门的位置走向、形制结构特点，城市基础设施，如道路网络及道路的结构、水路交通网络及其结构、城市的基本服务系统和管理设施状况等。第三方面是城市主要的基本建筑群。主要包括宫城（宫殿区）的位置、格局及宫殿的建筑形制；礼制建筑的位置、格局及其建筑形制；居住区、商业区和手工业区（坊里和市）的位置、布局和建筑形制；等等。第四方面是与城市相关的郡县治所、附城、军事城堡及仓城等的位置、布局和建筑形制；第五方面是城市及其周围的苑圃园囿，特别是皇家园林的位置坐落、范围及其基本形制特点；第六方面是帝王陵寝及重要墓葬区域的位置、范围及其形制特点等。 在我国的城市考古学综合研究中，特别是在都城位置与规划布局的考证过程中，专家们一向十分重视城市历史地理座标系统的考证和研究。历史地理座标系统可以简称为“地标系统”，它是由自然的地理原素与人工的构筑物、建筑物组成的对于古代城市座落的环境具有标志性的一个网络系统。具体地说，它大致包括有山丘河湖体系，城市周边道路、运河组成的交通漕运体系及其相关设施，皇帝陵区及重要墓葬区域，城市周边的郡治所、附城、军垒及曾经发生重要历史事件的著名地点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城市的地标系统，不仅作为城市的环境对于确定都城的具体位置具有指示性的作用，而且是城市基本形态、格局及其基础设施构想与建设的基础条件和制约因素。在一定情况下，它还可能起到某种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从广义上说，它们与都城形制本体共同组成了城市的完整架构。就南京六朝建康城而言，以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资料对于城市地标系统的考证，包括对于钟山及其余脉覆舟、鸡笼二山和沿江幕府山等山脉丘陵的考证，对于玄武湖、秦淮河、青溪、运渎、潮沟等自然的和人工的河流水系的考证，对于朱雀航、青溪栅、白石垒等桥航、军垒设施的考证，对于孙权墓、东晋皇帝陵区及南朝陵墓的考证，对于冶城、东府城、西州城等的考证，以及对于一系列古代地名的考证等等，是我们今天能够描绘出六朝建康城轮廓的主要方法之一。 经过大半个世纪的考证和本世纪初建康城遗址考古的“突破性的发现”，南京六朝建康城的考古学研究目前处于一个关键性的时期。深入地做好这项工作，力争在对建康城的认识上有所突破，能够从历史考古的角度比较准确地描绘出建康城的形制和特点，从而为我国的古都考古，为魏晋南北朝考古学研究作出贡献，是南京地区考古的重要任务，也是我们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因此，需要认真思考下一步的工作如何循着一条正确的轨道有序地前进。 在今后的六朝建康城考古学研究工作中，首先要理清思维理念，明确研究方法。思维理念是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是六朝建康城研究的思想基础。考古学是以考古学资料为对象研究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和社会形态演变过程的科学体系。长期以来，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工作的哲学理论基础，遵循考古学自身的理论方法，同时借鉴和借用地质学、历史地理学、古建筑学、历史学、古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资料，在考古学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六朝建康城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和基本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典型例证。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综合体的考古学研究，更需要确立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基础，建立科学的思维理念，指导今后的系统的学术工作。 考古学是实践性、实证性很强的科学。要根据考古学的层位学和类型学方法论，科学规范地做好六朝建康城考古的进一步工作。今后一段时间的建康城考古，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以前长期积累的考古资料的系统整理，二是对近年来发掘的与建康城有关的遗址的整理，三是继续做好今后的考古发掘工作。建国以来，南京地区的六朝考古一直十分活跃。积累了丰富的六朝墓葬和各类遗址遗迹资料。其中以晋恭帝石碣、富贵山晋墓和南京大学北园晋墓为代表的东晋帝陵遗存，钟山地区的六朝建筑遗存，萧梁诸王陵墓遗存以及多处六朝世家大族墓地遗存的发掘出土，作为直接的考古证据而成为研究六朝建康城的地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南京建城区内的地下遗迹发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这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新的契机。考古工作者珍惜这一历史的机遇，在南京城市考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本世纪以来，南京市博物馆更进一步以探索六朝建康城的遗存为重点，发掘了数十个考古地点。发掘的范围北至今北京东路，南至今内秦淮河，西至今进香河一线，东至今竺桥、龙蟠中路一线。这一范围正是探索南京六朝建康城的主要范围。发掘获得了一批与六朝建康城的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关的重要考古资料。特别是今大行宫及其附近地区的十余地点尤为重要，其中出土的遗迹遗物，有疑为建康城城墙遗迹的垣基和城壕，高规格的宽阔的道路和路沟，以及多处大型建筑遗迹。遗物则有以富有时代特征的兽面纹、人面纹、莲纹瓦当为典型的重要建筑的遗存和一批器物。这些属于建康城城市基础设施及重要建筑的考古资料，这些“突破性的发现”，作为六朝建康城历史面貌复原研究赖以深入的考古学基础，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作为从事这项发掘工作的考古工作者，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兢兢业业地做好相关的业务工作。大行宫一带所发掘的遗址是多个时期的文化层相互叠压的遗址，各期文化层内各类别遗迹又存在着复杂的分布及其叠压打破关系。加之南京地处江南，地下水位高。这些给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增加了难度。在这批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发掘均为配合基建进行，发掘的范围和时间都受到限制，考古工作常因不能完整地贯彻其发掘意图而留有遗憾。现在，这一批遗址考古工作的外业阶段——田野发掘工作已经告一段落，目前最为重要的是室内整理工作要及时的科学的高质量的进行。室内整理是考古工作的内业阶段。做好这一阶段工作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关键仍然在于继续严格执行考古规程的规定。要以考古学的层位学和类型学方法论为统领，将大行宫地区的相关遗址作为一个整体，全面系统地将田野考古的地层关系和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资料分类整理，尽快形成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予以发表。室内整理工作是技术性很强的资料工作，也是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考古报告首先是发掘资料客观的系统描述，同时也包括发掘整理者的研究和认识。它应成为人们继续进行建康城研究可信度很高的基础资料。这是考古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和历史贡献。 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体系的建设中，城市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考古学实践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是当前需要认真研究探讨和妥善协调处理的两个互相关联的重点问题。南京的城市建设还在继续，带着建康城的考古课题继续做好南京建城区及其周边地区今后的考古规划和发掘工作是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历史考古工作者的共同职责。自上世纪末期起，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现代化建设。建城区已是高楼林立，留给我们的考古空间已经不多。由于六朝建康城及其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南京古代城市都叠压在现在的南京建城区之下，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在今后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支持城市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保护好有限的古都遗迹资源。规划是关键。在城市规划中需要更多地考虑保护埋藏在地下的古都资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迭经修订。目前的紧要之处在于城市规划建设和文物考古部门通力合作，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及其提供的有关建康城遗址的新线索，进一步明确划定地下保护区，规定保护区的保护原则、保护方法和程序。文物考古部门同时与之配合，制定建康城考古工作规划，并在省市政府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协作下逐步落实。 历史文献记载的相关史料是古代都城研究的重要依据之一。在建康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有必要对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科学的整理、考证和研究。关于南京六朝建康城的记载，文献颇多。大略有三类，一类是正史，包括《三国志》《晋书》《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资治通鉴》等，一类是地方文献，比较重要的有《建康实录》《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同治上江两县志》《六朝事迹编类》《南朝佛寺志》等，一类是笔记文学，例如《昭明文选》、《世说新语》等。这些历史文献保存了许多有关南京六朝建康城的珍贵史料，它们以其重要的历史价值而成为清季民国以来及当代学者专家研究建康城位置、形制及其历史意义的起点和基础。丰硕的研究成果，已经勾画出六朝建康城的总体结构和城市形制的许多重要方面，使我们对建康城及其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有了基本的认识。另一方面，历史文献的记载又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一是资料分见于许多文献和著作之中，缺乏比较权威的完整全面的记载。二是偏于对都城和宫城的轮廓性叙述，偏于对某些重要建筑文学性的描述，缺乏对城市平面布局、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各类建筑群布局、相互关系及主要建筑形制结构等方面专业性的叙述，在城市的位置上缺乏对地理座标系统及其参照物的记载。由此，依据文献资料复原六朝建康城则有着相当的难度。为了进一步推进建康城的考证研究，就文献的利用而言，需要在基础资料和专题研究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系统的学科规划和实践工作。重要的在于基础资料方面。虽然近现代以来许多专家学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文献资料进行过收集整理，并运用于考证研究，但在新的形势下，组织进行一次全面的资料集合、科学编辑和索引的制作，可以在文献领域为专家们提供一个全方位的视角，对于建康城的新一轮系统研究，制定和开展分专题的研究考证，提供深入的基础。由此，有必要作出规划，全面挖掘、整理与六朝建康城相关的古代文献资料，包括城市兴起和演变的历史时代背景，城市的位置及其地理座标系统，城市的布局、形制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城市经济社会形态及其进程等；以及近现代以来，各学科专家学者依据文献资料对于建康城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 以上阐述了关于南京六朝建康城进一步研究的一些看法。总的说来，南京建康城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将有赖于通过进行科学的组织，在学术界形成合力，以考古学资料为基础，系统全面地进行。为此，有必要制定建康城研究的总体框架，建立系统研究的科研平台。六朝建康城历史面貌的复原及其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的探讨，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项多学科的研究工作。制定一个总体性的研究框架，高屋建瓴地把握研究的方向、目标、方法、步骤和研究策略，在均衡研究工作各方面的基础上，突出重点课题，对于推进六朝建康城的考古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总体框架研究的内容应该是全面性的。其主要方面包括有：六朝建康城的位置和地标系统；建康城的形态、形制、平面布局，城市特征及其演变；建康城建立的时代背景，建立的经济－生产力发展基础、社会形态和人文－文化条件；建康城的时代座标，包括它与同时代其他都城的对比研究及其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地位；六朝建康城与秦汉和隋唐都城形态的对比研究及其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承启作用等等。科研平台的建设要依托权威性的机构，建立具有综合性、兼容性的研究架构。在考古学的层位学和类型学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开展考古学、古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古环境学、古建筑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要充分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开发软件，建立数字化的研究平台，进行资料的分类、储存、检索和研究。相信在新形势下进行的六朝建康城考古学研究工作能够取得新的突破性成果，为建康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作出贡献。牙结石分析与古代人类食谱研究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崔亚平 古代人类食谱研究，是生物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国际科技考古领域的研究前沿之一。重建古代人类的食谱，不仅可望辨别先民食物结构的差异，揭示先民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探索古环境的变迁以及人类迁徙活动，而且可为农业的起源与传播、古代动植物驯化等重要领域提供极有价值的信息。 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进行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分析，可为推断古代人类的食谱提供直观的实物证据。但其不易保存的特点，限制了此类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如今，通过古代人类遗留的硬组织——骨骼和牙齿化学组成的分析，根据“我即我食”（we are what we eat）原理间接探索其生前所食，已逐步成为食谱研究的主流。而通过现代齿科学、口腔内科学、营养学、体质人类学等多方面的研究发现，与骨骼的组成类似的牙结石也与食物结构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对牙结石进行分析，原则上也可以揭示古代人类食谱信息，反映人们食物结构的差异，而且对牙结石形成过程中所嵌杂的食物残屑的分析还能提供植物种属的具体信息。然而，至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相对较少，研究领域也较窄。针对与此，本文对牙结石用于食谱分析的原理以及在古代人类食谱中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对进一步开展牙结石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展望。 牙结石的矿化机理 以及食谱对矿化的影响 牙结石是牙齿表面矿化了的牙菌斑。其中，有机成分约占干重的20%，包括糖蛋白、蛋白质及糖类；无机成分约占干重的80％，主要为羟基磷灰石。无论是从成分还是结构上来说，牙结石都与骨骼、牙齿及釉质相类似，这使得它在考古遗址中能够同骨骼、牙齿及釉质一样保存下来，为考古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另外，由于进食和呼吸的原因，牙结石中还沉积了一些并非属于晶格的物质，如植硅石、孢粉和纤维等等。这些被包裹的物质也能从各个方面为考古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人们很早就意识到食谱与牙结石的产生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有些食物易形成牙结石，而有些则不易，并通过对动物的饲养研究证实了这样的对应关系。但是，对于牙结石的矿化机理以及不同食物究竟是如何影响牙结石的形成的，直到现在还并非十分清楚。基本的结晶理论认为晶体的形成主要分为两步，即晶核的形成和晶体的生长。晶核的形成比晶体生长需要更高的能量和离子浓度，但是一旦晶核形成，在合适条件下晶体就可以很快地生长。然而实际上，在口腔这样一个具体的环境中，从本质上说羟磷灰石的浓度不足以高到自发结晶，另外唾液是一种缓冲体系,其PH值在中性偏酸范围变化，其OH-浓度不可能很高，因此，牙结石的矿化虽然遵从结晶理论，但矿化过程却与正常矿化以及体外自发结晶有着明显的不同。现在被广为接受的一种理论称为Epitactic Concept（mandel）。这种理论从基本的结晶理论上出发，把注意力放在了成核上，重点考虑帮助成核的作用或者可能为母核的物质。它认为透钙磷石和磷酸八钙更易从溶液中沉淀出来（因为这两种钙磷化合物的结晶条件更容易满足），羟磷灰石更倾向于利用前两者作为母晶而形成。同时，有机的基质（包含口腔微生物或口腔细菌）在结晶化的过程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次，一些微量元素对成核有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如：硅对成核和结晶生长有显著的帮助作用；氟离子对羟磷灰石中阴离子的取代极大地增加了结石的稳定性……除以上几点成核作用需要着重考虑外，其他因素也应被考虑进来。譬如：口腔细菌能够通过摧毁口腔液体中的矿化抑制剂的方式促进矿化，其次还通过代谢的产物的方式使得口腔PH升高来促进矿化等等。 由此发现能否成核是矿化的关键。所以从考虑成核作用入手，将食物对牙结石形成的影响区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种，直接作用要比间接作用的效果要强。直接作用有两种作用方式：一种是对成核的作用；另一种是对牙菌斑扩张的作用（实际上也是间接提高成核的可能性）。如：组成成分为淀粉的碳水化合物食物（主要为谷类、粟类等），不但谷物表皮富含的硅质会成为核的形式，并促进矿化，其软质粘性的特点也容易堆积在牙面成为微生物的营养源从而提高矿化可能性，属于较强的直接促进作用。同样是碳水化合物，主要成分为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果胶等的膳食纤维类食物（主要存在于果蔬中，基本不被人体吸收），由于其既不容易堆积于牙面也无法为微生物所消化利用，并且还对牙面的结石有磨蚀作用，表现为直接抑制的作用。其作用的强弱与膳食纤维在食谱中的比例有关。间接作用是指食物经过消化吸收代谢，反过来通过体液影响口腔液体的成分进而对矿化造成影响的作用。主要成分为蛋白质的肉类食物在经消化吸收后，会产生氨基酸和尿素等代谢产物，通过体液调节，口腔中也会存在，这些产物分解产生的氨会使口腔碱度增加，从而对矿化起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是间接的，其作用的效果较小。另外，糖类是碳水化合物中的另一大类，它是微生物的营养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结石是起直接促进作用，但是糖的消费又会使口腔碱度降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结石又是起抑制作用的，所以其总的作用效果很难评估。此外饮用水中的矿物质也被认为对结石的产生有作用，无论是直接的影响矿化或是间接的通过体液调节影响都有，但是其作用大小还待进一步研究。 牙结石在食谱分析上的应用 综上，不同的食物对牙结石的形成程度影响不同，这就是牙结石用于考古研究的理论基础。实际上，通过考古学的案例也充分证实了这点。在Cassidy(1984)所作的对来自不同文化时期,时间跨度5000年的俄亥俄河谷人群的牙结石比较研究中发现：主要从事完全的狩猎采集的Archic人中，牙结石很缺乏。相反，主要依靠玉米、豆类、南瓜种植为生，并从事季节性的狩猎以作为食物补充的密西西比人，呈现出较高的牙结石发生率。同样的，在Allison (1984)所作的秘鲁和智利16种人群的牙结石比较研究中发现，印加和殖民地时期的人群，他们是以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为生的农民，呈现出牙结石的高发率。而前印加时期以采集或捕鱼或农业作为补充的人口牙结石发生率较低。另外还有一些针对不同遗址的牙结石状况的比较研究都发现：农业模式是易形成牙结石的生活方式，而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对牙结石贡献不大，处于其中的混和模式其人群的牙结石发生率居中。由此，我们可以通过牙结石的形成程度对先民的生活方式是狩猎采集还是农业生产或是基于这两者的混合方式作以大致判断。 牙结石内含物主要为植硅石、孢粉、纤维等。这些物质都是通过进食和呼吸被包埋在牙结石晶体中的，包含了反映个体饮食，当时当地气候状况，地理、植被状况以及纺织工艺的多方面信息。无论是植物组织中的植硅石还是空气中的孢粉都数量巨大，且其都经得起较长时间的保存，因此可以很容易在环境扫描电镜下被观测到。另外，不同种属植物的植硅石和孢粉在形状上有差别，因此就可以根据电镜观测到的植硅石和孢粉的形状，将牙结石所属个体所食用的植物限定在种属之间，继而根据植物种属判断当时的气候、地理。呼吸过程中带入的纤维在牙结石地包埋下也保存较好，在电镜下可以清楚的看到其显微结构，这对判断早期的纺织工艺大有帮助。牙结石内含物的分析可以说给牙结石用于食谱分析带来了曙光，尤其是在没有直观食谱证据出土的遗址，牙结石内含物更是持有唯一的直接证据，因此成为目前牙结石食谱分析的主流。不过，由于目前人类所能辨别的植硅石种类有限，且都集中在粮食作物上，想利用牙结石内植硅石分析重构先民整个食谱还有很多基础工作要做。 牙结石用于食谱分析 的前景展望 通过牙结石的形成程度反映食谱是切实可行的，它有骨化学分析不可比拟的优点——直观。但这种方法是一种建立在大规模样本统计分析上的方法，比骨化学的研究方法更多的受到背景因素的影响，不及骨化学的分析结果客观。而牙结石内含物的分析就弥补了以上方法的不足。另外，如果说通过骨化学分析和牙结石程度分析，所展示的都是先民食物构成的整体图画的话，那么牙结石内含物的分析所展示的就是这副图画的细节，而且是绝对真实的细节。因此，有条件时，应该两种手段结合应用从而更大限度的接近历史的真实。另外，从研究对象上可以考虑将牙结石分析用于家畜起源研究。相信，配合观测动物牙结石中植硅石种类的改变，不但可以给出动物驯养方面的信息，还能提供一些人类食谱的补充信息。 因此，对于食谱的重新构建，应该尽可能多的采取各种手段和途径获取信息，只有这样才能获取到有关先民食谱、经济方式、动物驯养方面的信息，更加真实地达到重新构建古代社会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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