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考古 (landscape archaeology) 是过去十余年来西方考古学讨论较热烈的一个新概念。目前已组织了多次学术会议进行讨论, 并出版了多篇论文集和数量相当多的论文。
在理解景观考古学的内涵上， 学术界仍存在不同意见。 不过，绝大多数学者都强调，景观考古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考古学，其理论基础也不同于聚落考古或过程考古学对环境的关注。景观考古学更强调的是人对环境的改造和人对周围环境的理解和认识。景观不是静态的、被动的自然物体，而是人为的景观。随着人类认识的变化，景观的含义也发生变化。景观考古学反对环境决定论，强调人与环境是互动的，景观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受制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精神信仰。景观考古就是要探讨景观的人文含义。
侃普和艾室莫（Knapp & Ashmore）对景观考古学的理论定位在西方较具有代表性。1999年， 这两位学者联合主编了一本景观考古学论文集 （W. Ashmore & A. Knapp, eds. 1999. Archaeologies of Landscap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Blackwell Publisher.）。在为该书所写的绪言中，侃普和艾室莫从理论上对景观和景观考古学作了系统论述。他们将景观分成三类：
 1． 建造的景观 (constructed landscape)，譬如纪念碑性建筑、园林、宿营地、房子、村庄等等。这些人类建造物给景观新的含义，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地势。
 2． 概念景观 (conceptualized landscape) 是指由某种强势的宗教、艺术或其他文化概念给自然景色或自然物赋予特殊的含义，通过地域性的社会体验，这些自然景观的意义被重新解释。
 3． 意识景观 (ideational landscape)这种景观是精神意义上的景观，是想象的，但却很具有触动力。
基于这种对景观的理解，Knapp & Ashmore提出， 景观考古学应该研究下列问题：
 1． 作为记忆的景观 (Landscape as memory)
 2． 认同景观 (landscape as identity)
 3． 社会侈序景观 (landscape as social order)
 4． 变迁景观 (landscape as transformation)
1999年， 《古物》(Antiquity) 杂志发表了一组景观考古学的研究文章。在为这些文章所作的评述中，费曼 (Gary Feiman) 指出，景观考古学的核心有三点（G. Feinman, 1999. “Defining a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pproach: concluding thought”.  Antiquity 73:684-85）：
 1． 利用自然科学的多种技术手段来认真地研究自然环境，但探讨的课题是社会科学的。
 2． 承认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是历史随机性的、动态的和不断变化的，这种关系受制于文化观念和过去人类的行为。
 3． 认识到人类环境本身的相当一部分是人类行为动态地与自然互动的结果。
     费舍和瑟斯通（Fisher & Thurston）是《古物》(Antiquity) 杂志这组文章的组织者。他们也从理论的角度提出了对景观考古学的理解，指出环境是人类观念所创造的东西，是经常变化的，而不是静态的。所以，景观考古与传统的环境考古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环境考古学一般是把环境作为纯自然、静态的实体，而在研究目的上一般是探讨环境对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景观考古学家批评这种做法是环境决定论，忽视了人的作用（C. Fisher &. T. Thurston, 1999. “ Landscape archaeology: toward a definition”.  Antiquity 73: 630-31）。
悌里（Christopher Tilley），后过程主义考古的代表学者之一，在他1999年出版的专著《比喻与物质文化》中(Metaphor and Material Culture. Blackwell Publisher), 更是明确地将景观考古学定义为对景观的符号意义(symbolic meaning) 的研究。他认为，景观是由各种地点组成的，景观应该定义为是由带有情感、记忆和个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共同体验的有关联的地点的组合 。
      过去十年来，西方考古学之所以出现上述对景观考古学的讨论，是由下述三个学术背景所决定的。
1． 自198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环境保护主义运动的影响，文化人类学界开始了对环境和人的互动关系的讨论，强调环境是由人来创造的，有意义的，并且是有争议的 (environment is contested, constructed, represented, and claimed)。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化人类学家Keith Basso  1996出版的专著, “Wisdom Sits in Places: landscape and language among the Western Apache”。Basso用丰富的人类学田野材料，生动地说明了Western Apache所认识的景观是与他们的记忆、历史、认同甚至是伦理观密切相连的。
 2． 文化地理学、生态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也都关注人地关系，这也促进了景观考古学的产生。
 3． 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与过程主义考古学在互相批评中，渐渐互相取长补短，也促进了景观考古学的产生。
目前西方景观考古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相比之下，当前中国考古学所关心的主要课题仍然是传统环境考古学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景观考古学研究，在中国还尚待开展。而以中国考古学材料之丰厚，我们是完全有条件在这一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