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徐家汇地区发掘了两座清末墓葬（《东南文化》2003年1期，第34页。）均出土了冠顶，分别为铜质鎏金和银质鎏金。整理中发现，这两件冠顶的底座形制犹如屋顶，一件似毡包形（图一）；一件似圆五角攒尖形（图二）。毡包形制的冠顶具有粗犷强悍的游牧民族气质，出土于男性墓。五角攒尖形冠顶具有亭子般的玲珑雅致的秀逸气质，出土于女性墓。两冠顶不仅形象生动，且又极具装饰性。毡包形冠顶黄铜鎏金，三层组合，底层饰有蝙蝠纹，蝙蝠背饰“寿”纹，蝠体与翅膀间用錾刻技法分隔，中层球形，饰花卉纹，原应嵌宝石（已散失），上层植物叶纹中嵌蓝色六锥棱形料器，层间采用支架承托，螺栓贯通上下，底部由二圆垫片固定，高12.4厘米。五角攒尖形银质鎏金，三层组合，底层似盔顶形，五翘角，每翘角外饰一周圆点镂空纹，翘角间饰凤纹，凤呈展翅飞翔状，錾刻片片细羽，尾部饰螺结，一凤头下有“方九霞”（银号）字样，中层球形，饰镂空花鸟纹，上錾刻细小纹理，镶嵌白色珍珠一颗，上层植物叶纹中嵌粉红色六棱锥形料器，层间连接采用叠压技法，饰镂空如意灵芝纹，一金属空心管贯通上下，管内金属丝弯曲固定。高14.6厘米。

　　冠顶，《大清会典·舆服志》详细记载了官阶与冠顶顶珠的关系，官阶与冠顶底座形状层数的关系，全书记录的冠顶形制式样众多，且无屋顶造型。粗犷豪放的毡包形冠顶底座、轻巧雅致的圆五角攒尖形冠顶底座，它们与屋顶之间有何联系？

       在中国，古建筑“基于木构建筑大多低矮，无论是远观，还是近瞧，屋顶都成了注目的中心，其在形与量方面都作为视觉的焦点。中国建筑屋顶形式的多样性，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屋顶形式除了各种坡顶、攒尖顶以外，还有平顶、拱顶、可以说应有尽有，集建筑屋顶处理之大观”。中国的传统建筑“根据‘形式理论’，近为形，远为势，千尺为势，百尺为形，使建筑不仅限于近观效果，也考虑远景的气势”。（《中国建筑创作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期）屋顶即房屋的最高部位，为建筑之首，亦是建筑之“冠”。中国为传统的礼仪之邦，“古人对衣冠仪表颇为重视，屋顶是极为形象的房屋的‘冠’，有着重要的装点和美化作用，因此人们就对它格外地有兴趣，赋予它更多的美学意味” （《中国建筑艺术比较》刘天华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早在四至五千年前的早期先民所建的屋顶多为攒尖式，到战国时期房屋的屋顶形式就已出现了庑殿式。以后屋顶形式逐步成为中国建筑造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因素，西方人称赞中国建筑的屋顶是中国建筑的冠冕。北京天坛祈年殿的屋顶为三重攒尖顶。这种建筑形式建造的祈年殿完全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天神的崇高及天人感应的意境，祈年殿正殿被放置在三层高台阶之上，并用三重攒尖顶创造出祈年殿至高无上的气势，天坛祈年殿为中国古建筑的极品。

　　中国建筑反映着某种气势，是内在精神与气势的表达。尤其是中国传统建筑以其独特形制格局、思想精神意蕴而流放异彩，为人瞩目。从本质上说，它们除受制于地域、民族、气候、制度及历史等因素外，更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现。综观中国建筑屋顶形象最丰富的要算得上是攒尖顶建筑了，就是无论屋顶是何形状，最终屋脊全部汇集于一点交于雷公柱上，并由宝顶收结的屋顶统称为攒尖顶。攒尖形的形状有方、圆、五角、六角、八角等。譬如：我国园林建筑中的亭顶普遍为攒尖顶。

　　冠顶是人的最高部位，其形制缘何借鉴屋顶形制呢？诚然屋顶能使人产生宁静向上的敬畏致意，冠顶是否借用屋顶的形制，即缩小了的屋顶（或称小屋顶），借喻载着人们对屋顶的一种向上的敬畏致意，借喻官阶的威严；屋顶能遮雨、遮阳、挡风，在房屋中人们能安全、稳定、长久地生活下去，冠顶是否通过屋顶的实际功能，寓意官阶坚固永恒；再者，冠顶是否通过中国建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隐喻官阶的确立是乎与上苍之间有着关联。屋顶的精神意义：人与天的联系；屋顶的现实意义：坚固永恒。冠顶（小屋顶）依托着建筑的大屋顶，充分显示了官阶的威严、永久、神奥。

将屋顶的造型巧妙运用于冠顶的设计，不仅拓展了冠顶的样式，更是创造了一种文化。从冠顶到屋顶，由小见大；从屋顶到冠顶，由大到小，这彼此的传承联系不失为制作工艺的独具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