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五十周年忆事

　　今年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所中同志让我写一篇记事，以作纪念。我很感奋，我自上世纪50年代走上考古历程至今快60年的时光，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度过的。估算起来，至今在陕西省考古院整整40年的时光，但却经历了它成长发展的全过程。

　　陕西考古所是在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和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诞生的。解放后的50年代是一个风和日暖欣欣向荣的发展时代，西安是西北大区所在，当时的领导习仲勋、张德生和赵守一等同志很重视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中国科学院成立后，西安即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走在全国前面。我当时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具体在西安地区工作，即在分院的指导下活动。后来，西北分院迁往兰州，陕西省即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分院，第一批研究单位就有考古研究所，当时陕西在科学研究和对考古事业的重现方面都是在全国的前面，地位相当突出。

　　考古研究所成立后，所长是 武伯纶 先生（当时在西大兼授历史课）就靠设在西北大学历史系、书记是王家广（他曾在轻工业部管陶瓷、对陶瓷考古有研究）。50年代后期，尹达同志和一些学界同志（哲学社会科学部）来西安调研并征询编写《中国史稿》意见时，尹达同志为事业着想，将中科院西安研究室大楼的西半（2500平方米）和1个宿舍小楼约1500平方米拨给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使用，得到陕西领导和同志的高度评价。

　　1961年5月初，我到西安，成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负责业务工作的副所长。当时社会科学从科学分院分出来叫社会科学院，院长是 王依然 先生。考古所已成立三年，从北京考古所的手里收回了原西北文物清理队,开辟了凤翔秦都雍城、秦都咸阳、铜川耀州窑等三个工地，同时在陕北、陕南地区进行调查。我提出再开辟周原工地以加强对周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并对业务人员、工职干部进行业务培训。夏鼐所长帮助我在北京请了学者冯汉骥、王天木、马长 寿等 先生专题讲学，收到一定的效果。

     六十年代初，正是大跃进后形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后期，社会上形成了各种矛盾现象。陕西省社会科学院1963年缩小成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是理论家李致祥同志，对考古很关注。考古所在哲研所内部是一个研究室，考虑到陕西考古的地垃，对外仍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1970年初，考古研究所一度与文管会合并，做了些发掘工作，同时帮助博物馆同志布置陈列等辅助工作。1978年陕西考古研究所恢复。李圣庭同志为所长，并建了新的办公楼和宿舍楼，重新展开工作。陕西考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80年代初，孙达人同志出任副省长，他特别重视历史考古事业。这时社科院也恢复活动，考古所仍归社科院管，我被任命为陕西省考古所所长。我向达人同志和社科院领导请示了有关考古方面的问题和措施。当时决定了几点：全省考古工作组织统一起来，业务由考古所负责，行政编制的归地方管理，有条件的地区设考古队（设队的有宝鸡、咸阳和延安、榆林等地）；继续发掘秦陵一号坑，石兴邦任队长，归考古所管；设立绥德工作站，展开对陕北地区的考古调查研究工作；加强耀州窑场的发掘研究，设立工作站，加强工作力度；加强和扩充技术室科研研究和技术培训；筹办建所30周年纪念有关事宜；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成立考古钻探公司以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需要和多方的需求等等。

　　经过30年孜孜不倦耕耘，求索不缀，1988年我们与半坡博物馆联合举行了成立30周年纪念，这是划时代意义的纪念会，颇具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体现了陕西考古蓬勃兴盛的景象。

　　30周年纪念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此后展开了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活动。和德国科技研究部联合在考古所建立起先进的世纪性的文物标本保护修整室，至今快20年，解决了文物保护保养工作方面一些关键性问题，并派研究人员在相关学府研究单位，美国和德国学术机构进行交流活动。在上世纪末期，我们和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黄帝与传统文化研讨会”联合召开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连续出版了“考古学研究”、“周秦文化研究”和“汉唐文化研究（正编印中）”，对团结两岸学者、增强文化交流、促进民族祖国统一、凝聚两岸学者的团结向心力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过最近20年的继续发展，在经济建设飞奔的前进中，考古事业与时共进，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积累更多的资料和成果，这里不能一一点述、只能梗概地提出：在陕西这个地方，人类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可以从万百年以前并有从古人到真人的完整系列；农业起源的苗头，在陕北和关中都发现细石器革命的大量遗存；在新石器农业文化活动中，以仰韶文化为主体的氏族群落，陕西特别是宝鸡地区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地区，是我们中华原始共同体的主体，有着重要的地位，有着世界性的意义。最近考古与历史的整合研究，探索出伏羲、女娲的历史遗迹，陕西对西周文化的溯源研究，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秦文化溯源研究也有了新的苗头；周秦汉唐的研究，总有新的收获不断问世，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的发现，就是新的亮点；耀州瓷窑址的发掘和考古报告的编写出版，是全国瓷窑最完整的一部发展记录，是我省考古界对中国考古学最突出的贡献，也是对陶瓷史研究的贡献。

　　几十年来，陕西考古研究院除为国家民族发现大量的珍贵文物和出版了高质量的科学资科之外，具有创意的业绩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一个宝藏丰富的图书资料室，据我所知，除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外，在全国是走在前面的，不论藏书的质量和数量。

　　二、办有一个有相当权威的《考古与文物》期刊，它是全国最早的地方文物期刊，曾有三大杂志之一之称（其他两个是《考古》与《文物》），至今仍生气勃勃、不颐老气、弥足珍贵，保持一定的权威阵地。

　　三、第一个中国考古钻探公司，并有理论实践成果出版；至今还活跃在考古钻探领域中。

　　在人类文化遗存的保护方面，我省做出了很好的工作，在世界人类文化保护界赢得了声誉和赞扬，这也是我们值得保有的家珍。

　　古人论勋业而思良臣，固社稷赖贤士，面对如此丰硕的累累的学术成果和业绩。油然想起为此而付出劳动和心力的同志：首先要向现在正生气勃勃活跃在各个工作岗位的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年轻一代的同志们，对他们表示感谢和敬意。同时，我们在追忆那些为我们事业的开拓和建树作出贡献，已经去世的先驱、领导和同志。我们无限悼念我们事业创始者、革命前辈的史学家、教育学 家武伯纶 先生，革命前辈、诚朴和悦的文博学家王修同志，忠于事业、政研并重的李圣廷同志，精通易学、多谋善断的“老革命”徐锡台同志，埋头苦干、英年早逝的杜葆仁、程学华同志，勤恳兢业的摄影大师张允明同志，坚持工作、尽责负责、从不间断的百岁老人郭希才同志，埋头苦干、认真负责的李凤山同志。

　　饮水思源，我们还要感念为我们开拓事业，培育我们的文物考古界前辈 郭沫若 先生、 郑振铎 先生、 梁思永 先生、 夏鼎 先生、 尹达 先生、 王冶秋 先生等前辈，以及一切为我们事业作出贡献的先辈。您们的德业将永垂不朽，永耀光辉。（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