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粒体DNA的分析表明出自山任遗址的秦始皇修陵劳工来自不同的地方，这一研究结果来自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实验室。该研究结果发表在PLoS ONE 的2008年第3卷第10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考古队于2003年在清理一处秦代窑址时发现了百余具人骨架。该窑址位于临潼区秦俑馆前，西距秦俑馆东大门500米。骨架出自窑址旁边一个距地表约10米深的大坑中。人骨自上而下层层叠压，十分密集，葬式杂乱没有规律，由此推测大多数人都是在死后很快地被随意扔弃此处。在人骨清理时发现很多零碎的蓆纹朽迹，估计是用来掩埋尸体的。从人骨堆积的现象分析，每一层人骨的掩埋可能是在比较集中的短时间内完成的，而人骨的层与层之间会有一段时间的间隔。伴随人骨出土的有各式瓦片、陶片及铁质生产工具和铁环等少数刑具，刑具与人骨分离，未发现任何墓志或其他能够说明人群来源的证据。从人骨的埋葬地点、状态、随葬物品及性别、年龄和骨骼形态等表现判断，这些人群与当时秦始皇陵园的修建有关，他们很可能是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秦陵建设服徭役者或刑徒。从人骨的出土状态和骨骼上未见明显的致命性创伤推测，所有的个体基本上是正常死亡后被及时掩埋处理，活埋的可能性很小。导致这些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男人死亡的原因可能主要是劳动强度过大而使身体最终不堪重负致死，但也不排除传染病致死的可能性。

本文第一作者在现场鉴定了121具个体，全部为15岁以上的成年人，年龄范围在15~45岁之间，人群的平均死亡年龄仅24岁，绝大多数为15~35岁的青壮年。除3例因骨骼保存状况差而无法判定性别外，其余个体均为男性。对其中一些个体进行的DNA性别鉴定也显示为男性，与形态鉴定结果一致。这个鉴定结果更能说明这些人的劳工身份。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实验室人员从这些个体中随机挑选了50个个体的肢骨残段作为DNA的测试样本，成功提取出了19个个体的线粒体DNA（mtDNA）序列。研究人员将这些序列与32个现代中国人的mtDNA序列进行了对比，这32个现代中国人根据其地区和民族的不同被分为北方汉族、南方汉族、北方少数民族、南方少数民族四个组群。分析结果显示，这19个劳工属于东亚人群的混杂群体，他们相比32个现代中国人具有更明显的多样性。mtDNA序列的主成分分析结果也显示出修陵人与32个现代中国人有一定的距离。从mtDNA序列分析，19个修陵人样本中应包括15个欧亚东部类型的单倍群。其中，有4个样本（M86，M60，M21，M17）可能是汉族起源，3个样本（M98，M61，M53）可能源自南方少数民族。总共有7个样本（M17，M60，M21，M98，M61，M57，M71）可能来自南方，而只有1个样本（M86）来自北方。根据以往对线粒体单倍群在中国人群分布频率的研究，M7（单倍群为M8a），M53（单倍群为D*），M54（单倍群为C），M60（单倍群为G2a），M61（单倍群为D5），M86（单倍群为A）都可能来自北方，而M17（单倍群B5b），M21（单倍群F*），M31（单倍群N*），M37（单倍群F1b），M39（单倍群F1b），M50（单倍群M7a），M71（单倍群F1a1），M57（单倍群F1a1），M91（单倍群B5）和M98（B4a）都可能来自南方。据此推断，这些被征召去修建秦始皇陵的人中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南方。另外，没有样本显示明显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个体。

　　本文第一作者对修陵人的头骨进行了颅面部的测量和观察。大多数个体表现出比较一致的头骨形态特点，如中等或偏长的卵圆形颅形，颅较高，鼻根凹陷浅平或中等，鼻骨隆起不突出，颧骨比较宽大，中高眶和高面形态，面部扁平度中等或较大，阔腭，这些特征基本上表现出蒙古人种的一般形态特点，而且更多的类似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不过，依然能感觉到个体之间的形态差异，如M63的面部形态与其他个体有明显的不同，但遗憾的是M63个体未取得DNA序列，尽管如此，这些个体头骨形态上的多样性与mtDNA的分析结果也比较吻合。

       总之，修建秦始皇陵的劳工们是一个混合人群，而且与现代中国人群具有基因上的连续性，表明他们的来源比较广泛，这一点也与丰富的历史记载比较一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汉旧仪》也记载“使丞相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作陵”。秦始皇帝陵园西侧赵背户修陵人墓地中出土的瓦书墓志铭也表明，统一全国后帝国确实曾从全国范围内征召了大量的人员到秦始皇帝陵园服劳役。

       目前的DNA研究结果来自线粒体DNA（mtDNA）的分析，即探讨的是其母系来源，如果进一步对Y染色体（父系来源）进行分析，将有助于全面确定这些劳工的来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