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个阶段的划分及其特点

上月7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投票决定，《世界遗产名录》新增包括中国“福建土楼”和江西三清山在内的27处遗产地。至此，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全球已达878处，其中中国37项，位居第三。中国世界遗产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表现在方方面面，有目共睹。本文拟就中国世界遗产事业的发展历程作一回眸，重点是划分三个阶段并概括其特点，其中时间节点是：1985年，1998、1999年左右，2005年12月；通过对事业演化轨迹的梳理，给当下有所定位，并辨明前行的方向。

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3月，著名学者、全国政协委员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提交了第663号提案，提出我国应尽早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公约》，“并准备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以利于我国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存和保护，加强我国在国际文化合作事业中的地位”。（中华书局《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第11页）一般认为，此举拉开了中国世界遗产事业的序幕。

当年11月，全国人大审议批准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次年，国家文物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了内含长城、北京故宫等28项文化遗产内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经过努力，1987年底，长城、北京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敦煌莫高窟、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这5项作为文化遗产）、泰山（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从1985年到20世纪末，中国世界遗产事业走过了第一阶段，可概括为“萌发与草创期”。其特点是：实现零的突破并不断地持续积累，在学习、探索中总结经验、扩大影响，专家、政府和具体管理部门尝试互动、整合力量，并与国际社会在接触中展开交流与合作。1998-1999年前后，世界遗产事业在中国酝酿起一系列新的变化，从而步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并延续至2005年底。这个阶段可概括为“深化与演进期”。这里就所谓发生于1998、1999年前后的变化略加陈述。

在狭义的“世界遗产”范围，1998年1月，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委员会在苏州举行筹备大会，这既意味着“世界遗产”已成为一个相对稳定并且极其重要的研究类型，也昭示了世界遗产事业已经初步成形。此后，2002年国家文物局设立世界遗产处，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国家计委等九部委又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和改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体现出努力从体制和机制上加强对世界遗产事业管理的新动向。

宽泛地看，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了第一批共38项文献遗产列入《世界记忆名录》（The 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中国音乐研究院保存的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置身其中。2000年4月，文化部启动“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的申报、评估工作。2001年5月，中国的昆曲艺术入选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榜单。这些属于广义的“世界级”遗产。

值得关注的还有教育、研究等层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例如：1998年12月，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宣告成立，此乃中国第一个世界遗产专业研究机构，它的成立被视为“标志着中国的世界遗产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第12页）复旦大学在1998、1999年开始筹划成立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规划课程设置，讨论出版《文化遗产研究集刊》。在“深化与演进期”，中国还诞生了一批遗产研究机构，诸如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等。《中国文物报》则在2002年11月1日推出了《遗产周刊》，成为及时反映遗产事业动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深化与演进期”在2004年、2005年迎来了事业发展的一个高峰。代表性事件有：1.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于2004年6-7月间在苏州召开。2.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次大会2005年10月在西安举行，期间发表了《西安宣言——保护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的环境》。3.在无形遗产领域，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次年，我国即正式加入该公约。2005年3月26日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紧接着6月9日，文化部办公厅又下发《关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的通知》。

这第二阶段的特点是：世界遗产的各项工作不断深化，范围也持续扩大，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由具体的、单项的、个案的“工作”，比如若干世界遗产地的申报、评选、管理，演进为整体性的“事业”，加强“事业”角度的总体部署、规划、研究及宣传、教育。中国世界遗产事业基本成形。

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问世，揭开了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新一页，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也因此迈入第三阶段，笔者概括其为“全面推展期”。目前我们正处在这个阶段的展开过程中。这个阶段的特点，也是大家所真诚期待的目标，是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将逐步走向成熟。成熟的标志至少应该包括两点：一、如何在充分实现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基础上，提炼出符合当代文明通则的中国经验，并贡献于世界。笔者注意到，《中国文物报》近来正讨论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理论体系，此间体现出回应事业持续发展要求、并积极地给予引领的自觉意识。二、消除和克服目前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弊病，比如：重申报、轻管理，后续工作遭遇忽视；急功近利，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过度地开发利用；过多地追求“政绩”的显示度，缺少真正的社会和文化关怀。在2006年12月举行的全国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会议上，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曾对上述不良和有害倾向提出严厉批评：“如果我们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层面，那就谈不上真正的文化的自觉，而是一种功利主义掩盖下的更加有害的文化愚昧！”（参见2006年12月27日《中国文物报》）祛除愚昧，成为本阶段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回眸20多年来，以加入、履行、实施《世界遗产公约》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世界记忆工程”为主轴，中国世界遗产事业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少数业内人士的介入到唤起全民的关注，其影响和意义不断扩大，体制和措施不断壮大与加强，助推了当代中国文明的进步，迄今已酿出浩荡之势，且有更为波澜壮阔之前景和辉煌成果可作进一步地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