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一个观点的讨论

以往的研究中，学人们习惯于论说“文物的价值与作用”（如李晓东《中国文物学概论》）。这一次，刘世锦主编的《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08）》（以下简称《报告》），则提出了“文化遗产事业的功能”，并表述为“具有教育、科研、经济三大功能”。（第19页）初次接触这一表述，即产生两个联想。一是当年中国博物馆学对博物馆社会功能的阐述，其归纳是“收藏、研究、教育”三大功能。二是徐嵩龄《第三国策：论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以下简称《国策》）所论述的，遗产具有教育、政治、经济3类功能。（第5-7页）

在功能的主体性质方面，《报告》的遗产事业功能说与前述博物馆功能说相接近，在功能的选项上两者也有两项是一致的。而在引入“经济”这一选项上，根据《报告》的后记，可以推断《报告》是受了《国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国策》第19页注①特地指出：“文化遗产的功能必须通过形成管理体系的文化遗产事业才能发挥。因此本书中我们在叙述时不刻意区分文化遗产的功能和文化遗产事业的功能。”

笔者以为，反映在最终的结论（即选项）上，文化遗产的功能和文化遗产事业的功能（后者属于新提法）或许是可以一致的，但是就研究来说，两者却有各自的角度和论证过程，似不能简单混同。这对于具有重大理论探索价值的《报告》，是一个美中不足。然而这并不是本文的着眼点。

本文所关注的，是如何看待作为遗产事业功能之一的“经济”；扩展开讲，是遗产和经济（或遗产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阅读《报告》，在获取启发的同时，也生出疑惑，故撰文讨论、请教。又，《国策》的“经济功能”说的内涵，至少在表达上与《报告》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本文主要是就《报告》引出讨论。

笔者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遗产事业（或遗产）的功能，固然会有很多的选项，这已有林林总总的研究成果为证，《报告》也有所论涉；但是若要提炼出“几大功能”，就不是所有选项都可以随意进入的，而需要慎重地择取。择取的对象，只能是一些特殊的选项——针对于遗产或遗产事业，它们必须具有普遍的或终极的意义（像收藏、研究、教育这3项，对于博物馆就具有普遍的或终极的意义）。“经济”可以作为遗产事业功能的一个一般选项，却不能作为特殊选项，因为它不具有普遍的或终极的意义。

详细的论述需要大的篇幅，非此小文所能胜任。这里简要谈一下本人分析这个问题的思路。我们先做两个设想：1.如果某些遗产没有或暂时没有表现出“经济”的功能，那是不是还要加以保护？2.如果认定某些遗产具有很大的“经济”功能，是不是就该以经济的指标（或指向）来决定保护的策略和计划？我提的所谓“普遍的”和“终极的”的意义，即隐含在这两个设问之中。

两年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其博客及其他一些场合建议开挖秦陵、乾陵，其出发点十分直白：打开它们可以给当地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张先生甚至算好了一笔经济账：秦陵打开后仅门票收入的现值就可达500亿。此论在网络上引发出热烈的讨论，其中不乏赞成的，却没有显示被当局采纳的迹象。这说明在经济账之外，还有一些更为至高的（也就是具有普遍和终极意义的）原则，并且已经被文明社会所信守。

更需要关切的是，《报告》（可能也包括张氏）的观点与近年兴起的“遗产经济学”相关，这才是该问题面临的严峻性之所在，由此也触发笔者撰写本文。《报告》有一个“亮点”，即分析文化遗产事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并且给出了文化遗产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测算思路和最终结果。这无疑是近年遗产研究中的一个推进，有着显著的意义。可是，任何特定范围内被证明是有效的结论，如果被不适当地引用，都会招致无效甚至错误的结果。《报告》的本意，应该是在力图凸现遗产事业的社会贡献及其重要性，可能也是善意地在为这个领域能够得到更多的理解、支持包括资金投入，展开“说服”工作。然而笔者的担忧是，在一个习惯以GDP为中心考核政绩的场域里，遗产经济学是否会沦为旧指标体系中的新要素？是否会给遗产事业带来新的负面冲击？

所以，必须尽快地给遗产经济学及其有效性划出“边界”。遗产经济学自有其独到的视角，一些经济学的观点比如新制度经济学（张五常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的弟子）引入遗产问题后，也确实可给遗产研究提供一种重要的方法论。但经济学至于遗产问题的研究，非但不是万能钥匙，在很多方面还几乎是“束手无策”的。例如，遗产保护关乎人的本性，时常会进入到人类的审美、情感、意志等层面，还会遭遇社会公正包括代际公正等问题，这些大概都不是经济学所能很好面对并承担、解决的。况且，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偏向于哲学上的“性恶论”），而遗产保护的终极目的之一，却在于培育良好、优雅的人性。两者在学术的深层理路上自有“南辕北辙”之处。自然，指出这种学理上的扞格，并不意味着拒绝两个学科的交叉、联结，而意在提醒问题的复杂性，立论要谨慎。

笔者赞成也倡导展开遗产经济学研究，可认为在此同时必须确立其疆界意识。张五常的开挖秦陵一说，便是遗产经济学恣意横行的一个案例。而竟然得到不小的呼应，那就不能不引起警觉。

如果站在目前的认识程度上，要给公共性遗产事业的功能给出一个简明的说法，笔者倾向于概括出3类功能：1.陶冶美好的人性；2.护育适宜的生存环境；3.促进社会发展。可以在“促进社会发展”这一项中给“经济”留出一个恰当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