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介绍

        米芾(1051—1107)北宋人，元祐前初名黻，字元章，号海岳外史、襄阳漫士、淮阳外史、鬻熊后人、鹿门居士、火正后人、溪堂等，祖籍太原后迁襄阳，最后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故被称为吴人。《宋史》记载：“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旧恩，补氵含光尉，历知雍丘县、涟水军、太常博士、知无为军召为书画学博士赐对便殿(但据其落款是书学博士)，上其长子友仁所作楚山青晓图，擢礼部员外郎、出知淮阳军。卒年四十九(这也有误)。”清钱大昕在《疑年录》考订蔡天启撰墓志铭时讲：“他生于皇佑辛卯三年死于大观元丁亥，享年五十七岁”。应以此说为准。平时言行举止好学晋、唐人风度，他工于楷、行书体，尤善临摹甚至乱真，是学习“二王”体式的高手。又偕友仁兼画山水，并以“落茄点”皴法自成一家。著作有《山林集》一百卷已佚。后人米宪重缉《宝晋山林集拾遗》八卷(附蔡肇撰《故南宫舍人米公墓志铭》)遗漏颇多，世传岳珂辑《宝晋英光集》六卷类同。书法的传世作品资料较多。文字资料有《海岳名言》《书史》《画史》《研史》等。

        二、《大行皇太后挽词》(下简称《挽词》)作品简解    

        该帖又名向太后挽词。纸本，前页
        纵30.2、横22.7厘米，后页纵30.2厘米、横22.3厘米，真迹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全文共120字，诗文内容均系宫廷内部册封、变故等事例，可参考《宋史》(本传、后妃传)。按文博专家徐邦达先生考订《书法丛刊》(第十五辑7页)，此诗作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芾5l岁，为晚年作品。该帖技法成熟程度，可为技法理论研究和入门中的典范，对学习与研究者来讲是一次真正的考验(请阅附图)。

        三、《挽词》作品分析

        1.《挽词》中的字体结构。结构中有正局与“偏侧”的区别。米芾在《吾友帖》(草书九帖之四)中讲：“若得大年千文，必能顿长。爱其偏侧之势，出二王之外。”前半句是他的想法：假若得到大年写的千字文，必定能够顿时有所长进，后半句是他的看法：讲出自己喜爱大年写千字文的偏侧之势，还加以断言：超出“二王”(即王羲之、王献之)之外。然后产生出另一层关系以待分析，既然米芾喜爱他人字体中的偏侧之势，那么自己也该懂得或擅长此道。由于他比较看重该技法性的结构现象，所以推断：他本人也会拥有某种程度的偏侧之势，才会持此观点和摆出评价较高的说法。那么什么是“偏侧之势”？首先要清楚《挽词》是米芾重要真迹之一，又是传统小楷中的经典作品，其次要明白他下工夫非常过硬，平时连写小楷都是悬肘运腕，一方面关注用笔的精湛，另面要捷迅体现出笔势沉着与结构的飞翥，也必然包括了“偏侧之势”。笔者从中体会到：A.左右结构的字，右面低于左面的，多于右面高于左面，以及具有左小右大的规律。B.左中右结构中唯一俗成约定的“    ”字(注：现该字繁写为徹，简写为彻)，充分体现了“字贵八面”的特点。C.上下结构的字，要么上部偏右，下部偏左，要么就是上部偏左，下部偏右。D.较明显的是上中下结构的字，有的上部偏左，中部偏右，下部稍微偏左，也有的上部稍微偏右，中部偏左，下部偏右等。可以讲“偏侧之势”尽在结构性的左低右高，或左高右低的偏侧状态中，以及上下与上中下结构中。观察到以上的规律后，就不难区别他的“偏侧之势”了。反之没有那么多讲究，就是正局形结构。由此，必须注意运腕书写时笔势中势能强弱的调节，在分布结构时，要以奇反正，要有虚实交互搭配着的实践。笔者这一分析足以诠释米芾所讲的偏侧之势。

        2.《挽词》中的基本笔法。米芾是宋四大家之一，也是历来少数人中懂得“字当腕运”的书家，他首先提出“又无索靖真迹，看其下笔处”(《米芾墨迹大观》草书九帖之四），把“下笔处”看作是用笔技法的关键部分，检验方法是：“又得笔，则虽细为髭发，亦圆；不得笔，虽麁(粗)如椽，亦褊”。然后从《挽词》基本点画中提取基本笔法，定义为：手腕作力与笔锋受力在相对平衡的条件下，才容易总结出点画形态的成因规律，产生出效果的必然性就是基本笔法。技法要领是：“无往不收，无垂不缩。”

        3.《挽词》外的文字求证。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自评议：“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笔者以为：既然他对小字行书就奉行“不以与求书者”，那么《挽词》是进贡皇室的小字楷书，规格更高更为难得，因此确信这是米芾晚年自成一家的精品之作。

        四、米芾书法艺术在现实中的实际意义

        1.米芾敢于冲破传统观念上的束缚。(1)米芾书法与“二王”体式的关联。历来谈论书法无不推崇王羲之、献之父子俩，尤其是尊王羲之为书圣。不妨把王氏父子从书写技法上作个比对，父亲按内扌厌形式是用非一拓直过的书写法，儿子按外拓形式是用一拓直过的书写法，是一个体系两个方面，两者相比下后者书写快捷便利多了(米芾书写技法就是从中演化出来的)，故从技法发展与成熟度程度上讲，王献之的书写技法更有胜过其父之处。由于封建社会充斥了等级观念的封建礼教，加上唐统治者李世民尊奉王羲之为书圣后，朝廷内外均视其为传统书法中至高无上的偶像，为了维护朝廷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纪，对其子也就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价，导致了抑子扬父的局面。所以在书法史中造成崇拜权势的习惯，也形成思维逻辑中偏概全的倾向，而且是根深蒂固的。而宋人米芾能够尊重事实，冲破了这一观念的束缚，特别对王献之情有独钟，不仅在书写技法上彼此难分高低，而且在书法作品上达到相互间真赝难辨的地步，理当与“二王”书写技法最为贴近，同时也反映出他是个敢于抗衡封建礼教观念的人。(2)米芾是“二王”体系中最重要的承继人。据史料记载唐贞观盛世的典章法规制度中，推广传统书法的规模已发展到制度化程度。又说明了李世民、褚遂良等人不仅亲眼见过，而且是直接经手王羲之真迹，都是研究王字的专家、权威。也因为“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又造成“二王”作品资料的复杂化，但最伤脑筋的是，李世民死后把仅此一件的：真迹《兰亭序帖》殉葬掉了，现在从常理上讲己无法知道王羲之的书写技法，这样岂不是宣告书圣的书道中绝了吗？好在“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过只能用退而求之的办法来解决：①只能从最好的临、摹本中去认识王羲之，也就是从间接关系中去寻找与他最相近的关系，如褚遂良的兰亭序临本，冯承素的兰亭序摹本等，他们都是王羲之真迹的目击证人，不论是临与摹只能讲有一定的质量，并不能等于是直接资料。②还有补救的是，我们从唐代这些研究王羲之的专家、权威身上去了解技法。如褚遂良的大字《阴符经帖》、《褚临兰亭序帖》等，无一例外的都能看到：书写时手腕与笔杆非要摆动不可。与褚同时期人物，如李世民的晋祠铭碑、温泉铭碑、屏风碑等，虽然都是拓(石)本属于间接资料，但也能证实其运腕之灵活与笔杆的摆动。然后我们只要分析李、褚的共性与差异，再去遵循他们共同的法则性规律，那么必然会有个较好效果的技法。③最后，既然王献之是王羲之的传人，而且技法上更有过人之处，所以值得我们多加注意了。从王献之书法作品中存有争议方面看，如：《中秋帖》(传本)、《东山帖》(传本)等，人们都怀疑是米芾伪托的，我们再仔细查看其中的用笔和结体，几乎难以辨认，这都成了历来众所周知的事。《书史》讲：“余临大令王献之法帖一卷，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废帖装背，以与沈括。一日林希会章惇张询及余于甘露寺净名斋。各出书画。至此帖，余大惊曰：‘此芾书也。’沈勃然曰：‘某家收久矣，岂是君书?’芾笑曰：‘岂有变主不得认物也。’”他的自诉同样也提示我们，既然米芾临摹“二王”的字可以乱真，那么他也是个“二王”体系中的人物，由此认定：以米字作为切入点，再进入“二王”将是条捷径。难怪董其昌(1555—1636)会讲：“学宋人，乃得其解处。”另《宋米芾法书三种》，内《挽词》后附有董的临摹，更说明了“学宋人”其实就是学米芾的实例。而董的运腕理论告诉我们：“予学书三十年，悟得书法，而不能实证者，在自起自到，自收自束处耳。(笔者注：‘起到’是指手腕的摆动，而‘收束’是指笔锋的动态，两者交互组合就是用笔)过此关，即右军父子亦无奈何也。”(《历代书法论文选》第541页)却又证实了上述各种论点。由于以上所论的书写技法均可互证，这样就奠定了二王的体系，并形成了一个锁链关系，更可以我们从学习米芾开始，把世代相传具有代表资格的，和形成主体特征的“二王”书写技法得以继续延伸下去。(3)应予正确评价米芾在传统书法中的地位。从他个人经历来看是位专业人士，毕竟被“召为书学博士”，《宣和书谱》称“其寸纸数字，人争售之以为珍玩，至于请求碑榜而户外之屦常满。”其友蔡肇在撰《故南宫舍人米公墓志铭》中讲：“尺缣寸纸人以为玩。四方碑榜咨请踵至。”一致反映了当时情景。但纵观历代书法论文后，却发现对他的评论是褒贬不一，为什么后人会有迥然不同意见?究其原因是真迹流通范围狭隘，阻碍了后人的正确判断，只有随着时间推移认知的提高，全面了解书史后才逐渐会改变看法。笔者深信自宋以来至今无人超越他，实可为书家之圭臬者，所以说米芾在传统书法上的突破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

        2.研究米芾可以提高文博鉴定工作的能力。任何事物都有外延和内涵两方面。
 
        3.文博鉴定也不例外，均由藏品中材料质地、钤印收藏与鉴定、题跋款识或在文字资料上去寻找考据，再从作品自身风格特点上寻找考据。而书法鉴定很少从工具使用的情况中去寻找一种较为科学的考据。笔者认为米芾是低执笔，由于执笔与物理中的力学有关，执笔时由摆点的高低，产生角度的变化，也形成“下笔处”展毫效果的不同，所以，又为文博专业鉴定工作提出一个崭新的课题。

        4.研究米芾书法可以提升书法普教工作的质量。历来普教层面中缺乏理想的书法教材。
而米芾是继“二王”之后在传统书法中最为卓著，他的书写技法简洁明快而高超，结构奇崛之中有偏侧之势，文字中肯而又实在，无论是作品或文字资料都较完备，因此也给系统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唯有不足的是他真迹中没有大字楷书，难以满足基础教学的需要，但可利用IT技术，《挽词》经放大处理后，仍能取得大字楷书的效果，所以讲这又成了绝无仅有的教材，而教法方面的突破则请参阅拙著《书法论证与实践》。

        综上所述，《挽词》真迹不仅是学习、研究传统书法中的优秀范本，而且还是件弥足珍贵的文物，这正说明了能为社会人文艺术科学的繁荣与发展起导一个积极作用。

（2008年11月12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