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苏东坡肖像承传记》（见本报2008年9月17日第7版）一文，笔者颇感惊奇！
　　
        “惊”者，作者竟然能把所谓“精诚所至，清人王文诰喜得苏东坡肖像” 的画像，考证得与“苏东坡‘五十之年初过二，衰颜记我今如此’的记述完全契合”。也就是说作者不仅能考证清人王文诰所得的“苏东坡肖像”（图一）图画上的容貌，即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真容实貌，而且还能考证它是“五十之年初过二，衰颜记我今如此”之时苏东坡的真容。 
　　
        “奇”者，不知作者文中的“四、精诚所至，清人王文诰喜得苏东坡肖像”这一章节所记述的故事情节出自何种文献？
　　
        因此，笔者在以上“惊、奇”之余，就从旧箧中翻检出与苏东坡画像相关的一些文字、图片资料，用与《苏东坡肖像承传记》作者商榷，兹将笔者的一些看法择要列述如下。
　　
        一、 有关清人王文诰与“东坡先生真像”
　　
        作者在全文中有“四、精诚所至，清人王文诰喜得苏东坡肖像”称：
　　
        苏东坡的肖像在宋、元时代遍布全国各地，杭州可以说最多，其中有何充所画的东坡像，也有李公麟所画的苏东坡像。但是到了明末之后，苏东坡的画像日渐稀少，许多东坡遗迹仅存苏东坡的位牌或塑像而已。但在清朝廷内府南薰殿内，据说珍藏有宋人所画的苏东坡肖像，但见者不是很多。
　　
        清嘉庆七年（1802年），岁在壬戌，梧门法氏因奉旨编纂苏东坡诗文集，有幸获得摹画苏东坡肖像的机会。梧门法氏与大学士翁方纲关系亲密，便以此相赠。翁方纲将苏东坡的肖像悬挂在自己家中的苏斋。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岁在己卯，杭州人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准备刻版印刷。王文诰曾四方寻觅苏东坡的肖像，但一直未能如愿。王文诰自思苏东坡肖像既不可得，退而求次，打算将赵孟頫所画的苏东坡像附在卷首，并亲自为赞。
　　
        当年除夜，王文诰在韵山堂中守岁，顺便校阅新刻出来的诗篇。时至五更天，王文诰合眼假寐。一会儿，一个身穿古代衣服、身材高大的人站在王文诰的面前，王文诰正想起身询问，被在左邻右舍传来的爆竹声惊醒。
　　
        过了三天，有一个人携带着一轴古画来到王文诰的家门口，正好与打算出门的王文诰相遇。王文诰一见来人手中的古轴上“宋苏文忠公像”的题签，眼睛一亮，请求一观。当展开轴画，那上面的苏东坡像正是除夕夜所见到的那位古人。再将苏东坡像下的题跋仔细辨识，方知此画像乃宋人所绘。
　　
        读了作者以上记述可知：一、苏东坡的肖像在宋、元时遍布全国，而以杭州为最多。这些画像都出自作者在文中有称“苏东坡的诗文记述有五个人曾为他画像”中的二位画人，即何充、李公麟之手笔。二、在清代内府南薰殿内，据说有宋人所画苏东坡肖像，但见者不多。三、嘉庆七年，梧门法氏有幸摹画获得苏东坡肖像。因梧门法氏与大学士翁方纲关系亲密，便以此相赠。翁方纲将苏东坡的肖像悬挂在自己的苏斋。四、嘉庆二十四年，杭州王文诰因为《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准备刻版印刷。曾四方寻觅苏东坡的肖像，由此王文诰才有了一段与“东坡先生真像”近乎传奇的故事。
　　
        鉴于上述，笔者有必要试问如下：一、宋时为东坡画像者，除了作者从苏东坡的诗文记述中获知有五人之外，尚有他人否？二、曾藏清内府南薰殿的宋人画苏东坡肖像图，不知作者是否了解清人王文诰见过否？三、作者在记述嘉庆七年，梧门法氏有幸摹画获得苏东坡肖像，并赠与大学士翁方纲这一重要情节中，因何既不明示“梧门法氏”其人的名字，又于梧门法氏摹画苏东坡肖像的母本也不作交待？四、清人王文诰与“东坡先生真像”的故事，果真发生在嘉庆二十四年？
　　
        笔者之所以向作者提出上述问题，原因是笔者手头存有民国时期的《东南日报〈金石书画〉》特种副刊，并在该刊第49期（1936年1月25日）“寿苏专号”头版上除了刊有由王文诰题赞的“东坡先生真像”（图二）之外，还刊有王文诰《东坡先生真像记》一文。因其所记之情节与作者所述颇有出入，孰是孰非，有待以下考察。
 
        二、 清人王文诰及其《东坡先生真像记》
　　
        有关王文诰其人，据今人俞剑华编著《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记载：
　　
        王文诰（1764—？）〔清〕字见大，仁和（今杭州）人。尝独游皋亭诸山探梅，爱二松奇古，因号二松居士。画臻逸品，兀傲有奇气。工诗，客粤三十年，阮元（1764—1849）有赠诗。著《韵山堂集》、《二松庵游草》。
　　
        另据由近人臧励和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记载：
　　
        王文诰〔清〕仁和人，字见大。工画山水，能诗。客粤三十年。注《苏文忠公集》，自著有《韵山楼集》。
　　
        再把所见王文诰《东坡先生真像记》全文（笔者按：原文无标点，现由笔者标出，括号中文字亦由笔者所加。又原刊文字中有脱漏和误植，故标点容有失当之处）照录如下：
 
        东坡先生真像记
　　
        东坡先生真（像），旧唯吾杭称甲。观如孤屿之竹阁，苏公堤之三贤堂，灵隐之眉山祠，龙井之方圆庵，及葛岭之智果院并有之。类皆南都程怀立，及金阊何充传神为多。而藏于江南之浮玉，江西之双井者，则舒城李伯时之笔也。其曾经湖上，瞻礼见之于记载者则有周平园、芮国器（〔宋〕字仲蒙，陆游诗云：“落笔龙蛇仲蒙帖。”《中国人名大辞典》）、程泰之、蒋子礼诸人。元至正末年，徐一夔（〔明〕天台人。字大章，博学工文。洪武初被征纂修礼书，以事阙才难，谢不往。后用荐为杭州教授。摘自《中国人名大辞典》）在杭犹及见之。逮入明季，则荡然无复存留，今之诸祠惟位牌与塑像而已。予所见黄（州）、惠（州）石刻及前人图绘帖拓，无虑百数，莫能定其真赝。向闻内府藏有南薰殿者，自元明逮传至今，最为逼肖，而世不可见。嘉庆壬戌，梧门法氏差赴编纂，始抚得之。转遗覃溪翁氏县（悬）供“苏斋”。事在予出京后，未经寓目，此海内知为真像者也。逮予刊此书成，颇以像阙为憾。尝寓书都门屡物色之，而壬戌迄今已二十载，人代飘忽，举为陈迹，盖已不可求其本矣。因念诗刻诸像有朱从延传赵松雪本，与灵洲山兀时差近仍之，亦足以迄事。为抚赞之弁于卷端，遂不复以识真为向往矣。去岁除夜守岁韵山堂，较（校）阅新刊。漏五下，方合眼。坐俄，有古衣冠颀而长者立于前。予欲起询，遽为四邻爆竹所震惊，而寤则已迟明时矣。越三日，有携古轴囊止于门屋者。予出，适见之签题“宋文忠公像”，急展视之，则宛然梦中所见。译其跋云：右真像在元代时为广平程洺山集撰藏于燕京之安贞里第，实其父著作公所贻留也。其后以提举儒学，携至闽中。凡七年而代，革贫不能归。越十八年，至乙丑始克载还盱江，传其子彦则。彦则仕明，亦奔走于南北而守之弗替。又二十四年，至戊子再传其子南云，南云登朝，复携以至燕。因从“南云传得之”已下句字残脱，不可辨认。予询所从来，则像为榄山旧家自前明藏，盖至今其人为补缀蠹败携至羊城，复自裱家取回。因途间寒作，暂息于此。予强拉之入，饮以卮酒，疾取赭墨捝下，县（悬）于堂中。又四日，廿（甘）泉江君郑堂自端溪至，咤曰：“此坡公生像，向屡见于苏斋。君何自而得之耶？”相与慨叹不已。以为事非偶然，于是始悟梧门所摹同出一本。盖自有元之初，程著作已分传其本矣。其本自元代迄今或显或晦，流传五百四十余年终以至予。而后与集并传垂之无穷，可谓历劫难老而终必有所归矣。第予先已摹载赵本，是亦散为百东坡之一，合于先生观水有术，容光必照，未便改易去之。兹复缩临此本系于集后，而详其所得之自播于海内，俾后之考镜者知其像之源流分合，并予传之之不易盖如是云。道光三年癸未上元仁和王文诰记。
　　
        读上文可知，旧时在杭州的多处胜迹均有苏东坡的画像可见，画像以“南都程怀立，及金阊何充传神为多”。由此可知，在宋代为苏东坡画像者，除了作者所称“苏东坡的诗文记述有五个人（依次为何充秀才、妙善和尚、李德柔道士、画家李公麟、表祥和尚）曾为他画像”之外，尚有一位“南都程怀立”。按《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记载：程怀立﹝宋﹞南都（今河南南阳）人。善传神，尝为苏轼写真，轼作传神记，谓：“传吾神，尔得其全。怀立举止如诸生，萧然有意于笔墨之外。”由此可见，作者在相关的统计中有遗漏之嫌。再按宋人程怀立的艺能，及其与苏轼的交契等来看，显然可见作者在文章结尾有所谓“那么苏东坡这幅肖像出自谁手呢？是出自道士李德柔，还是出自画师李公麟？从情理上分析，李公麟既然将自己与苏东坡的像都画在《黄帝内景经》之后，他不可能画得那么精细，用现在的画说，只能是写意。如此说来，画此像者，李德柔的可能性较大”之结论的草率，且难合事实。其次，从王文“向闻内府藏有南薰殿者，自元明逮传至今，最为逼肖，而世不可见。嘉庆壬戌，梧门法氏差赴编纂，始抚得之。转遗覃溪翁氏悬供苏斋。事在予出京后，未经寓目，此海内知为真像者也”来看，王氏认为内府所藏的南薰殿本“东坡先生像”自元明逮传至今，最为逼肖，因而梧门法氏（应系清代文学家、画家法式善 1752—1813，字开文，号时帆、梧门，蒙古正黄旗人。乾隆进士，嘉庆中官至侍讲学士）所摹“东坡先生像”的母本应该即是南薰殿本。又因它“自元明逮传至今，最为逼肖”，所以转赠给覃溪翁（方纲）氏供于“苏斋”。然而，由于这件事发生在他（王文诰）出京之后，所以他“未经寓目”。由此可见，王氏在道光三年撰述《东坡先生真像记》时，仅凭“江君郑堂”（应系清人江藩，字子屏，号郑堂，江苏甘泉人。监生，少受学于元和惠栋等）所言，而认为自己“兹复缩临此本系于集后”的“东坡先生真像”与“梧门所摹同出一本”。而事实却为梧门法氏（式善）所摹“东坡先生像”，出自南薰殿本（图三）(笔者按：鉴于南薰殿所藏明代以前帝王、名臣画像亦多系临摹本，故如称南薰殿本“东坡先生像”为宋苏轼真像，对此笔者亦存疑)，而王氏缩临的“东坡先生真像”则为广平程洺山藏本。而且比照两本，画像显然大相径庭。因此，以笔者看来对王文诰文中有所谓“有古衣冠颀而长者立于前……适见之签题‘宋文忠公像’，急展视之，则宛然梦中所见。……于是始悟梧门所摹同出一本”的一段描述，也就不必当真了。 再从王文诰《东坡先生真像记》文末的纪年“道光三年癸未（1823年）上元”来看，与其文中的“而壬戌（1802年嘉庆七年）迄今已二十载”堪合。因此，作者在文中有所谓“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岁在己卯，杭州人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准备刻版印刷”之说，又未知出于何据？
 
        三、两件同由王文诰题赞的“东坡先生真像”之比较
　　
        再就二件同由王文诰题赞的“东坡先生真像”（即图一、二）作些比较，两图中的人物画像基本相同，由王文诰题赞的“寿骨插鬓，信如公诗。负斗罗星，羌□见之。华堂坐照，麋鹿之姿。彭山苍苍，公其似之。后学王文诰赞”的文字虽也相同，然而二者的字迹、书体，以及行格，却迥然不同。在作者随文附刊的“图一”上的题字，分作十一行，字作楷中带草，如其中的“信”、“罗”、“鹿”，由于书者不谙草法，任笔为体，以致难以辨识。而刊载在《金石书画》副刊上的“图二”，字作楷书，分作十行。通过比较可知两件图像上的题字实非出自一人之手。究其原因，即由于画像以及题赞（书迹）的辗转因袭传临传摹所致（结果失真走样）。这也便是诸如苏东坡等历史人物画像之所以能流传至广的一大原因。同时从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考证“苏东坡究竟是何形象”的何等不易。再说如果把所见有关苏东坡画像的文字、图片都“信以为真”的话，那么如在《金石书画》副刊第74期（1937年1月31日）“寿苏专号”上所刊的“东坡先生自写小像”刻本拓片（图四），就凭其“自写”二字，岂不成为考证“苏东坡究竟是何形象”最富权威的证据？对此，如《金石书画》副刊主编，书画家、鉴赏家余越园（绍宋）在为所编刊《平山堂藏宋刻东坡像残石拓本》（图五，原刊于《金石书画》第13期第2版）撰写的一则按语：“东坡小像刻石最多，然多属清代辗转传摹之作。此石乃宋时所刻，旧为海宁朱氏平山堂所藏，后归端匋斋斋，今不知复落谁氏？此刻年月未详，然既属宋刻，去坡公时代不远，必有几分相似，与寻常摹刻失真者不同，搨本今亦难得。越园记”说得倒是有些道理。尤其是其中的“东坡小像刻石最多，然多属清代辗转传摹之作。此刻年月未详，然既属宋刻，去坡公时代不远，必有几分相似，与寻常摹刻失真者不同，搨本今亦难得”之说，可供有心从事考证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究竟是何形象”者作些参考。
　　
        总而言之，以笔者之见，从事文物（古代人物画像）考证，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考证应该信而有证；笺注古文，记述旧事，既不能望文生义，更不能背离原始材料的本意、本事来悬拟杜撰。作者认为“苏东坡究竟是何形象？这是一个很值得考证的事情。”使笔者想起最近从传媒上获知的一件事，据当代专家考证，在今演艺界大名鼎鼎的香港艺人周润发是三国东吴名将周瑜（公瑾）嫡系后裔。对于这样的考证和所获得的结论，不知作者王先生以为如何？

（2008年11月19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