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牛祭案1972年出土于云南江川李家山，该青铜器高43厘米，长76厘米，经专家鉴定，确定是西汉青铜器的杰作，为祭祀用具，现藏于云南博物馆。这件青铜器以虎捕食一头大牛为主体，大牛的腹部站立一小牛（见图一），因此被专家定名为“虎牛祭案”，并被认为是“滇族”的杰作，“滇文化”的典型之作。还有专家认为，这一大一小两头牛，其为“母子关系”，是表现“母子情深”的代表作。我个人认为，这件青铜器的制作年代是汉代可以成立，其余的说法都属有问题。碰巧的是，早在十年前，我在一位藏家手中发现一件与虎牛祭案造型完全相同的漆器，该漆器高19厘米，长31厘米，虽然其质地大小不同，但其造型与虎牛祭案如出一辙，应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漆器无疑。这二者之间究竟有无联系？为弄清这一问题，十年当中，笔者三赴昆明观摩实物，二次赴贵州、四川对相关问题作考察，并为之查阅相当数量的文献。这里，笔者就虎牛祭案的定名、用途及其同“滇文化”的联系问题提出个人看法，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及读者不吝教正。

        《周易·乾》云：“风从虎。”以风喻虎，这是古人关于虎所作的既抽象又具象的解读。《说文》释虎曰：“山兽之君。”用今天的话来理解，这是说虎为百兽之王。人类在自然界当中与虎共存，对于虎的认识首先是其自然属性的认识：虎迅猛如风，为百兽之王，文献关于虎的诠释可为明证。但是，从考古的实际情况看，虎是古代中国名符其实的“国兽”，中国的虎文化由来已久，至迟在七年前，中国中原地区已有虎文化的发轫，1987年河南濮阳县西水坡出土著名的龙虎蚌塑就是证据。在这里，墓主人以龙、虎为陪葬，这说明祖先关于龙、虎形象的认识已不单纯是其自然属性的认识，而是关于龙、虎所具备的社会功能的表述，表明墓主人具有同龙、虎相似的霸主地位。可以说明，中国的虎文化同龙文化一样久远，并且共同出现在华夏历史的开端。这同所谓“滇文化”并无干系。

        虎文化与华夏历史相始，又在华夏历史的长河中延续发展，故《周礼·夏官》云：“有虎贲氏，掌王出入仪卫之事”。考古的实际情况也说明，商代、西周时期，虎的形象早已进入领袖、国君阶层，成为早期华夏权力与政治的象征，而且虎文化的例证还遍布于中国大江南北。单是以商代、西周的青铜器为例，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双尾立鸟虎（见图三）、湖南衡阳出土商代牛虎尊、山西闻喜县出土西周夔纺方鼎所饰立雕伏虎，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西周牛虎尊（见图四）等，都为证据。东周以降，以虎为主要对象的装饰更为盛行，《左传·哀公十七年》云：“于籍田之圃新造帷幕，皆以虎首为饰”。至于战国、秦汉，虎的地位不断攀升，以至于取代麟而为“四灵”。何谓四灵，麟、凤、龟、龙，古称四灵，也称四神。战国以来，虎取代麟而为四灵之一，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画，徐州芒砀山汉墓出土“四神图”，都是以虎为四神之一，就是这方面的证据。这说明，经过了至少五千多年的延续发展，中国虎文化至秦汉达于颠峰。

        而且，秦汉之时，民间同皇室养虎成风，尤其是在中原广大地区，虎槛、虎圈随处可见。《淮南子·虎槛》曰：“故夫养虎豹犀象者，为之圈槛。”这是关于当时民间与官府养虎成风的真实记录。《史记·张释之传》云：“释之从行，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等。”这是汉初皇室圈养虎的证据。至迟在西汉以前，虎又为古代星名，称“虎首”，即觜觹三星，属西方白虎星座。《史记·天官书》“参为白虎……为虎首，主葆旅事。”即为明证。西汉时期，为虎文化鼎盛之时，北方、西北的斯基泰人和匈奴人留下大量以虎为主要图案的金银器、青铜器，绝非偶然，这很可能是因为受这一情况影响所致，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虎牛祭案，也不应例外。

        作为以农业文明为代表的华夏中国，牛为传统的“六畜”之一，是当之无愧的“国畜”，早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已有大量牛骨的出现。牛经过驯养，成为华夏祖先重要的生产工具，并且能吃苦耐劳，故《周礼·地官·牛人》曰：“牛人，掌养国家公牛。”牛为国畜，是为明证。因此，以古代的动物造型而论，牛同虎一样，也是常见的形象之一。仅以西汉为例，甘肃出土的牛耕模型明器，陕西、山东、江苏、山西、内蒙等地出土的壁画牛耕图及牛耕画像石，都是这方面例证。而且，牛与虎相似，也是古代星名，牛宿是北方玄武七宿的第二宿，为古代二十八宿之一。唐王勃《滕王阁赋》所说“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这是所谓牛斗，即指牛宿。

        自古以来，中国境内牛的种群大约分为牦牛、水牛、黄牛三种，其中牦牛主要分布于西藏、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水牛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尤以黄牛分布为最广，可以说遍及中国全境。至今，云南、贵州、四川境内多个地区或民族还保留着斗牛的传统，其所用牛种都是使用水牛。在古代，牛还是重要的祭祀用品“牺牲”，至到今天，云、贵、川一带的不少地区和少数民族仍保留着这一传统，但其所用牛种也是水牛。可是，虎牛祭案的牛种一望而知却是黄牛。因此，单是从牛的种类来看，也很难说这同“滇文化”有关。其次，无论是虎还是牛，都有牡牝之分，虎牛祭案当中的虎究竟是牡是牝，的确是轩轾难辨，但是，其中的牛一望而知，这一大一小两只牛从种群看都属黄牛，且为牡牛。因此，这两只牛之间绝无可能与“母子之情”有染，如果将其归之于“滇文化”、“滇族”的典型之作，恐怕同样也是不靠谱的说法。

        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中国境内的虎种仅剩东北虎、华南虎二种，其中华南虎的栖息地是在云南。但是，至少是在两汉以前，中国却存在着虎同黄牛遍布全境的实际情况，因此牛遭遇虎或虎捕食牛的情景为当时国人所常见并有所记录，虎牛祭案及相似漆器制品都为证据。因此，就考古研究而言，无论是单论牛、虎还是以虎与牛的“组合”来看，把虎牛祭案归之于“滇族”、“滇文化”的杰作的说法都不能成立，这样还不免使“滇族”、“滇文化”的说法失去实际意义。退一步说，无论是漆器虎牛祭案的真伪情况如何，青铜虎牛祭案同“滇文化”也无干系。

        另外，关于虎牛祭案的定名及用途也是有问题的说法。关于案，古人大约将其分为“食器”“几桌”“坐憩用具”三类，考证虎牛祭案，其与“食器”、“几桌”都不合，尤其是牛背部呈弧形，根本无法作食器、几桌或祭祀用具。细观虎牛祭案，特别是从其43厘米的高度来看，这个高度适宜于作坐憩用具，同现代人们使用的椅、凳也相似，如果在其凹陷3厘米左右的槽内放置一软垫，也正好适宜于作椅凳之用。这样，关于虎牛祭案的定名及用途应当是，这件青铜器为西汉虎牛形坐凳，它是西汉时期中国南北方普通使用的家具之一，也为当时颇有地位的人所拥有，并且是西汉家具制作的重要实物证据。还说明，在恒久的历史当中，远古文明的遗物遗存常常因中原文化的变迁而难以寻觅，但却在边远的边陲地区有所保留，这是中国考古应当重视的问题。

（2009年12月2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