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笔者在企业做工。或许由于从小就喜爱文史的缘故，或许由于一时的头脑发热与年轻人的冲动，突发奇想“立志研究宋史”。随即购买了一些有关宋代历史的书及刊物，并逐渐知道了国内宋史研究的权威人物——邓广铭教授的名字，就宋史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求教于他。五日后一封寄自北京大学的信飞到我手中（图一、二）。

        实言之，我当时既感意外，又颇受感动。没有料到身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德高望重的国内外著名学者会在如此短时间予以回信；更未曾料到是他老人家亲自一笔一画地写回信，有几处还是特意精心地用红笔做了圈改，还有信封上的地址等。以我当时心理猜度，似邓先生这样国内最高学府的史学权威人物、大学者，虽说不上“日理万机”，但著书立说，课题研究，带研究生之类的分内事也会使他们惜时如金，不屑于浪费一切与此无关的琐事。而对我这个从未谋面的小人物能由其秘书、学生或其亲属代为回复一下我就应当感到很满足了。至为感动的还是读到信中“我已过了七十六周岁，精力衰耗……写字手颤，所以有许多字写不成形”几句时我的心里被强烈地震撼了。而“积压在案头待做的事情太多，而能够顺利完成的却太少太少”几句则直抒了邓先生年逾古稀仍遵奉鲁迅当年“要赶快做！”之宗旨并付诸实践的可贵精神。我不知道别人似我这样收到自己从未谋面、更无深交，内心却非常敬仰、而且比自己父辈还要年长的老学者热情洋溢的信时作何感想。反正我当时是将信展读数遍，如沐春风，久久地沉浸其中而忘却了其他的一切。

        其实在这之前我对邓先生知之甚少，即使今日所知仍十分有限。邓广铭，字恭三，1907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临邑县，1936年毕业于北大史学系，曾任北大校长胡适的秘书，北大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长期兼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等职，1998年1月10日于北京逝世，1999年北大曾召开邓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

        季羡林在《悼念邓广铭先生》文章中回忆：我认识恭三先生已经很有些年头了，因为同是山东老乡，我们本应该在20年代前期就在济南认识的，但因他长我4岁，中学又不在一个学校，所以在那里竟交臂失之。1946年我从欧洲回国来北大任教，当时恭三是胡适之校长的秘书，我每每到沙滩旧北大孑民堂前院来屋校长办公室去找胡先生，当然都会见到恭三，成了算是能够知心的朋友。恭三是历史学家，专门治宋史，卓有建树，腾誉国内外士林，为此道权威。先师陈寅恪有一个颇为独特的见解，他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写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而“复振”的希望有一部分他就寄托在恭三身上。他写道：“宋代之史事，乃今日亟应致力者。”因为《宋史》阙误特多，在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欲治《宋史》必须有勇气、有学力。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恭三就属于这仅有的“几人”之列。而对于《宋史职官志考证》陈寅恪的评价是：“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这是极高的评价，因为熟悉陈先生之为人者都知道，陈先生从不轻易月旦人物，对学人也从未给予廉价的赞美之词。

        近年出版的《负笈燕园》一书对这位北大资深教授这样介绍：邓广铭是老北大人，史学系毕业后就留北大工作，任钱穆先生的助教，胡适校长的秘书，是著名历史学家，还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宋词有很深的造诣和精湛的研究，早年撰写的《辛稼轩年谱》《辛稼轩交游考》《稼轩诗文钞存》《稼轩词编年笺注》等著作曾得到胡适、陈寅恪、夏承焘等著名学者的赞誉。

        此外，由于邓广铭治学严谨，成就卓著，执教北大几十年桃李满天下，故也有人将他与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并称为北京大学“未名四老”。

        虽然多少年后笔者亦不敢自称是邓先生的“学生”，但受邓先生教诲与激励，那几年有关宋史研究的“成果”尚有几篇散见于“内部刊物”上。待重新确立了方向且经一番磨砺之后已先后有百余篇文史类文章见诸报刊，相关媒体亦对笔者做过多次采访报道，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倘说这些微不足道的成果也算“成绩”的话，我以为都直接间接缘于邓先生当年的奖掖与教诲。

        直至今日，每当读书写作略感疲惫而欲作些许逃避、懒散之举时，想到邓先生谆谆教诲即不敢心有旁骛。或许这种教诲不但不会随日月流逝而有所淡化、减弱，反而是愈加深刻，愈加强烈，愈加珍贵直至永远……

（2008年6月4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