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陶瓷上的款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特征，款识的内容能够反映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状况，它的发展由于与社会历史发展同步，所以瓷器上的款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而明、清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器的年号款识，由于标明了瓷器生产的确切朝代，也就成为明、清瓷器科学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

　　    明代官窑瓷器始烧于洪武二年（1）（一说为洪武三十五年）（2），但到目前为止未见到书写年款的洪武官窑瓷器。到了永乐年间，在瓷器的款识上开启了明、清官窑瓷器书写帝王年号款识的先河，此种在官窑瓷器上书写皇帝年号的署款方式历经五百余年，一直沿用到清末。在明代各朝中，官窑瓷器的款识以楷书书写占绝大多数，以“大明XX年制”、“XX年制”的双圈、双方框及横款为常见。而以篆书书写年款的官窑瓷器，根据之前的资料记载，仅永乐、宣德、弘治及万历四朝有之。 

      
永乐篆书款
　　

        永乐官窑篆书款，目前仅见“永乐年制”四字双行款，按落款方法分为青花料写款、锥刻款（阴文）和模印款（阳文）。青花写款者，到目前为止仅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有杯心饰双狮戏球纹，球内篆书“永乐年制”四字年款（图1）；与杯心画五瓣葵花，花心篆书“永乐年制”四字年款（图2），两种。据明末清初谷应泰著《博物要览》记载：“永乐年造压手杯，坦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画双狮滚球，球内篆书‘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或四字，细若粒米，此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但鸳鸯心者及署六字篆书者还未见有实物。锥刻款和模印款也称暗款，多见于颜色釉瓷器之上，落款位置大多在碗、盘、高足碗等器的内底心或内壁，署暗款的器物相对较多见，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甜白釉暗花龙纹碗，内底锥刻“永乐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款外围单圈（图3）；又如景德镇珠山明代官窑遗址出土的红釉双龙纹高足碗，内底心模印“永乐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款外围单圈，圈外环花瓣纹（图4）。由于此类暗款多刻印较浅，又被釉所覆盖不甚清晰、不易辨识，有些甚至需对强光透视方可看清，故极易被忽略。
　　
        永乐篆书年款，不论是青花写款还是刻、印的暗款，在字体上都颇有章法，风格一致。运笔流畅自然，起落笔处呈尖状，笔划转折处浑圆，字体结构严谨、苍劲浑厚、婉丽飘逸、雄浑豁达。有学者、专家经研究后认为永乐篆书款识的蓝本出自当时的大书法家沈度之手（3），只是由于临摹的工匠不同，才导致在款识的书写上略有出入。

宣德篆书款
　　

        宣德官窑篆书款，目前所见只有“宣德年制”四字款，落款方式与永乐时期一样，分为青花料写款、锥刻款及模印款几种。青花款仅见于景德镇珠山明代官窑遗址出土的天青釉高足碗上，落款于内底心，四字双行排列，外饰双圈（图5）。锥刻款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青花藏文高足碗上，其内底暗刻“宣德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外刻划双圈，圈外还印饰。模印款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甜白釉暗花龙纹高足碗，在碗内壁印双行四字篆书款，款字外围单圈，圈外环饰以莲瓣纹（图6）。
　　
        宣德篆书年款，字体刚朴肃穆，富有永乐官窑四字篆书款的遗韵，款字结构严谨，笔划圆润，书写规范，笔道粗细适中，笔法苍劲有力，其蓝本应与永乐篆书款之蓝本出自同一人之手。

弘治篆书款
　　

        署弘治篆书款的传世品仅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黄地绿彩二龙戏珠纹高足碗，其外壁釉下浅刻二龙戏珠纹，龙纹加填绿彩，碗内施黄釉，内底心锥刻“弘治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款字笔画填绿彩，款外刻单圈，款字左低右高，刻痕清晰，填彩不甚准确（图7）。景德镇珠山明代官窑遗址亦有相同品种的标本出土。
　　
        弘治官窑瓷器的篆书款明显留有永乐、宣德官窑篆书款的遗风，字体显得浑厚雄健、挺拔秀美，转折之处显圆润。这可能与弘治皇帝喜爱沈度的书法（4）有一定关系。

万历篆书款
　　

        目前所见书写万历篆书款识的器物在款识的书写方式上较为特殊，与其他各朝款识有明显区别。署此款识的器物以青花盘为多见，亦有五彩器，纹饰上多见鱼藻纹或单个“寿”字纹。款识落于器物外底心，以青花书写“德化长春”双行篆书，外围单方框，框外按“上下右左”的顺序书写“万历年造”四字篆书，外复围单圈，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款识（图8）。对于书写此款的器物究竟是官窑还是民窑生产，目前古陶瓷研究界还存有争议。笔者认为，由于明晚期“官搭民烧”制度相当普遍（5），书此款的器物纵然不是官窑，也是“官搭民烧”之精品，能够反映出万历时期景德镇制瓷业的最高水平。

新发现的嘉靖篆书款
　　

        关于嘉靖瓷器的篆书款识，当前已经发表的涉及到嘉靖款识的著作中多数未作记载。冯先铭先生的《中国陶瓷》中载：“嘉靖官窑款未见篆体书写。”耿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中载：“嘉靖时，款识．．．．．．均为楷书体，未见篆书。”吕成龙先生的《中国古陶瓷款识》中载：“明嘉靖年款无论官窑还是民窑器，其款字均为楷书，未见篆书。”

        但是，伴随着近年来的城市建设和道路改造，不仅时有完整瓷器得以“重见天日”，而且还出土了大量质量上乘的陶瓷标本，其中不乏一些以前不曾见过的珍贵陶瓷品种。笔者收藏的一件嘉靖篆书年款素三彩梅瓶标本（图9、10）亦是其中之一。

        素三彩瓷器是一种低温彩釉瓷器，因以黄、绿、紫、白等彩料为主色，不用红彩而得名。其工艺是在瓷坯上先按预定的图案进行刻划，待坯体干燥后以高温烧成无釉的素胎，再将作地色的釉浇在涩胎上；待其干燥后，刮下花纹图案中应施其他色彩部分的地釉，然后填上所需要的色彩，再次入窑，低温二次烧成。最早的素三彩瓷器见于明代成化时期，弘治、正德时期烧造量亦不大，嘉靖、万历时期素三彩瓷器的产量有所增加，清代康熙年间素三彩瓷器最为盛行，并有所创新。  
 
        笔者收藏的这件标本，为2007年初于北京鼓楼地区的建筑工地出土，残高10.6cm、足径9.9cm。从残存部分看，该标本应为梅瓶的底部。标本主体以紫彩装饰地釉，地釉之上环绕描绘卷草纹，卷草以褐彩勾边、绿彩填色。卷草纹上方亦采用褐彩勾画如意头纹，但用绿彩和黄彩分别填色。如意头纹的上方是用黑彩绘制的回纹和缠枝纹，缠枝莲纹上还罩绿釉。几种纹饰之间用绿彩和黄彩隔开，使画面具有层次感。
　　
        标本整体画风粗率，描绘、填色不甚准确。彩釉较稀薄，胎体较厚重，接胎痕迹明显，但胎质比较洁白细腻。接近底足处微微外撇，底足呈圈足，处理比较粗糙，修足不够规整。足心内凹，底施满釉，釉色亮清，釉面略显凹凸不平。外底以青花书写“大明嘉靖年制”六字双行篆书款（图11），青花发色浓艳，应是用回青料书写。款识字体笔画较粗，无明显粗细变化，起、落笔处运笔藏锋，略显圆润，顿笔处青花料堆积明显，折笔处显硬朗，但字体刚劲中藏秀逸，且字体大小不一。款字外围双方框，方框不甚规正，笔道不直。款识的总体风格与嘉靖楷书六字双方框款识（图12）的风格相近。
　　
        除了以上胎、釉、彩、款识等方面都符合嘉靖时期瓷器的特征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与传世品的造型、文饰的对比来判断这件标本的烧造年代。从器型上说，梅瓶为明代传统的陈设器器型，尤其以嘉靖朝较多见，是这个时期典型器之一。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五彩缠枝花纹梅瓶（图13），无论器型、文饰都与笔者收藏的这件标本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文饰上说，卷草纹是从忍冬纹发展而来，嘉靖时期较为盛行。而如意头纹、回纹、缠枝纹作为嘉靖时期瓷器的边饰应用甚广，绘画笔致虽清丽，但画面缺乏层次感。
　　
        综合上述特征来看，这件梅瓶标本应是出自嘉靖官窑的制品。另外，除了这件素三彩梅瓶标本外，笔者还曾见过一件同署嘉靖篆书款的青花花觚残器，器物用回青料绘画虫草文饰，嘉靖时期特征亦非常明显，款识的字体、形制都与笔者收藏的这件标本相同，但是未经藏者同意，不便公开照片。这两件器物相互印证，从而证明嘉靖篆书年款虽然稀少，但是确实存在。这件标本的发现，很好地弥补了我们以往对于嘉靖瓷器款识认识的不足，作为对传世品的补充，为我们研究明代官窑瓷器的年款提供了珍贵资料。

【注释】

（1）清 蓝浦著《景德镇陶录》载：“洪武二年设厂于镇之珠山麓，制陶供上方，称官瓷，有别民窑。”
（2）清 朱琰著《陶说》载“明洪武三十五年开始烧造，解京供用，有御窑厂。”
（3）参见 刘新园《景德镇明御窑厂故址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之研究》
（4）朱隐之《书史会要续编》载：“酷爱沈度笔迹，日临百字以自课，又令左右内侍书之。”
（5）清 蓝浦著《景德镇陶录》载：“隆万时，厂器除厂内自烧官窑若干座外，余者已散搭民窑烧”。

（2008年5月7日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