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磁县磁州窑博物馆藏有一方金元磁州窑历史故事绘画枕（以下简称“画枕”），曾几度被专家学者考证并著文发表：史树青先生在1979年《历史教学》第一期上著文《一方磁州窑历史故事枕》,对“画枕”进行考证，认为画面表现的是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的场景，此后文博界一直沿用此说，但也有磁州窑研究人员早有不同看法。2007年《收藏》杂志第八期发表了邯郸博物馆马小青先生的《磁州窑“豫让刺赵襄子”绘画枕考》（以下简称〈考〉）一文，对史树青先生的“陈桥兵变”说提出了置疑，认为“画枕”所绘应为反映春秋时期与赵国先祖有关的历史故事——豫让刺杀赵襄子。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收录了这方“画枕”，介绍画面故事内容时同时引用了上述两种说法。
　　
        笔者对“画枕”实物及《考》文所刊发其他两方绘画内容相同的画枕照片进行了仔细辨析研究，并考证了有关资料，认为：《考》文对“陈桥兵变”说之否定虽言之有理，即“陈桥兵变”的故事发生在“陈桥驿”这个地方，而非发生在“桥上”。但其“豫让刺赵襄子”说同样存在望“桥”生义、牵强附会之嫌。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豫让为春秋战国时晋卿智伯家臣。晋出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53年），赵、韩、魏共灭智氏。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用漆涂身，吞炭使哑，暗伏桥下，谋刺赵襄子未遂，被从桥下搜出。临死时，求得赵襄子袍服，拔剑连刺数剑，以示为主复仇，然后伏剑自刎而死。可见，豫让未及行刺即已束手被擒。而“画枕”所绘却如《考》文所叙：一人光头跪在桥上骑马官人之前，右手高举长剑，左手托盘，盘中有酒壶、酒杯，领头骑马官人手持马鞭，似与下跪之人对话。这显然与“豫让刺赵襄子”被捉的情景格格不入，更何况，纵有赵襄子满足豫让“刺袍服”之雅量，也断无刺客“下跪、献酒”行刺之道理。还须指出的是，金元时期异族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民族压迫，整个社会噤若寒蝉，人人自危，人们言语稍有不慎即有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磁州窑文字枕上题写的“众中无语，无事早归”、“有客问浮世，无言指落花”等语句，即当时人们明哲保身处世态度的直接反映①。显然，在此高压社会态势下，“画枕”绘画“豫让刺杀赵襄子”历史故事，公开宣扬暴力刺杀君王，是很不合时宜、也是很难想象的。
　　
        那么，“画枕”所绘历史故事究竟为何？笔者认为，应为唐太宗李世民与颉利可汗在渭水便桥歃血为盟，智退突厥兵的故事。
　　
        据《旧唐书》卷二百四十《突厥传》上记载，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突厥颉利可汗亲率十余万骑进犯至渭水河边，距京师长安城仅数十里，形势十分危急。“玄武门之变”后即位不久的唐太宗李世民虽立足未稳，军事上居于劣势，但他毅然携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等六人策马至渭水便桥，与颉利可汗隔河谈判，责他背约入侵。背后唐朝诸军汇集、旌甲蔽野，突厥将领大惊，颉利顺势请和。唐太宗斩白马与颉利盟与便桥之上，后突厥兵退走。南宋四大画家之一的刘松年曾据此故事绘有《便桥见虏图》，惜图已不传。今故宫博物院藏元人陈及之作《便桥会盟图》亦描绘同一事件（〈便桥会盟图〉卷纸本白描，纵36厘米，横774厘米，〈石渠宝笈初编〉著录）②。偏安江南的南宋曾出现了一批以历史题材宣扬民族气节、劝谏警世等政治愿望的画作，如李唐的《采薇图》（故宫博物院收藏）等。刘松年是与李唐并列的南宋四大画家（其余为马远、夏珪）之一，曾绘有《中兴四将像》等重要作品。中兴四将即南宋时社会上共同敬仰的抗金名将刘琦、韩世忠、张浚、岳飞。显然，刘松年将唐太宗智退突厥兵的历史故事绘成《便桥见虏图》，意在“借”一代明君李世民的大智大勇暗喻南宋皇帝对金国屈膝求和、苟且偏安。反映了画家对抗击金兵、收复失地的渴望。那么，“画枕”所绘是否这一历史故事？认真辨考“画枕”画面，结合以上分析，便不难得出结论：故事发生在一座便桥之上；所绘人物（除下跪者外）均为唐时普通流行的圆领衣袍，头戴“两瓣”状“软脚幞头”，而不是宋金时“直角幞头”或“圆顶软脚幞头”③；便桥上为首的骑马官人身后有侍者撑举伞盖，点明了其帝王身份；马前下跪之人头顶蓄发、周围光秃、阔鼻大嘴、络腮胡须，右手高举长剑、左手托盘，其上放置酒壶、酒杯，分明是一幅胡人请和、起誓的模样；桥下四名侍卫中，一人手指下跪之人回头言与其余侍卫，颇有嬉戏之态。整个画面无论是故事发生地点、故事情景、场面气氛，还是人物身份及服饰的时代特征等，都与唐太宗李世民与颉利可汗渭水便桥会盟、智退突厥兵的历史故事完全吻合。“画枕”画面强烈表达的是唐太宗便桥“见虏”，即突厥首领向大唐皇帝下跪请和，起誓履约，突出的是大唐中央帝国的“正统”（视突厥颉利可汗为“虏”），塑造出唐太宗李世民在大敌当前以超人的胆识和机智，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的高大形象。这正与刘松年绘画《便桥见虏图》和《中兴四将像》的立意和主题表达相一致。而陈及之的《便桥会盟图》虽所绘历史故事相同，但其重在表现李世民与颉利之“会盟”。“见虏”变“会盟”，虽只有两字之改，立意却大有不同：似有在元朝实现“一统”的大背景下宣扬民族和解之意。该画卷极长，人物鞍马分布疏散，大部分为骑术马戏表演及游牧、骑兵行列，便桥会盟情景绘于一端，且有双方人物鞍马排列。显然，无论是画面构图还是立意均与“画枕”不同。因此，笔者认为，“画枕”所绘应为《便桥见虏图》。
　　
        磁州窑考古发掘及研究表明，此类磁州窑长方形绘画枕的烧造年代大致在金中晚期到元中晚期④。刘松年（约1155—1218）为南宋前期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宫廷画师。可见，“画枕”烧造年代与刘松年的绘画活动时期相距很近。为此，笔者有一大胆推断：这方磁州窑“画枕”即仿照南宋大画家刘松年久已失传的《便桥见虏图》所绘。笔者曾著文⑤提出，金元磁州窑绘有山水、人物、花鸟等精美纹饰、艺术价值极高的瓷枕，大都出于当时的文人之手（如自称“漳滨逸人”的“王氏寿明”⑥），而非普通窑工画匠所作。他们当中，既有当地的落榜举子，也有外埠的落魄士人，亦不能排除像李唐那样的宫廷画院画师为战乱所迫流落民间，或到磁州窑绘瓷谋生⑦，从而将画院的画谱或名家画作带进磁州窑场。这样，磁州窑画师在瓷枕上仿照画谱或名人画作绘画就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刘松年在绘画中表达的希望统治者效法唐太宗抵御外敌，收复国土的思想代表了当时民众的共同愿望，因此，《便桥见虏图》被磁州窑画师绘以瓷枕之上也就不足为奇了。如若笔者的推断能够成立，金元时期仿作南宋大画家刘松年的《便桥见虏图》瓷画得以发现，便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了！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还有待于专家学者考证。
　　
        注：
　　
        ①参见叶喆民著《隋唐宋元陶瓷通论》第119页。紫禁城出版社2003.2出版。
　　
        ②参见解放军艺术学院副教授李永林文章《军事题材美术创作的民族艺术资源》。华夏书画网2005.9.16。
　　
        ③参见《中国古代服饰图典》，赵连赏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1出版。
　　
        ④参见马忠理、秦大树著《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3出版。
　　
        ⑤参见拙文《关于磁州窑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10.25。
　　
        ⑥参见张子英著《磁州窑瓷枕》，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3.1出版。
　　
        ⑦参见潘公凯主编《中国美术史》第188—1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2出版。

（2008年5月14日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