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赵宋以降，官窑瓷器作为皇权垄断支配的特殊贡品，备受世人推崇与收藏，与之相对的民窑瓷器则鲜有问津，似乎微不足道。直至近代考古学兴起，此状况方有明显之改观，然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尚未得以充分发展，由于民窑自身技术的延续性与发展多面性决定其有着复杂的历史面目，加之窑址考古发掘资料披露的有限，导致无法清晰梳理出各阶段的发展状况，严重制约研究的深入，其中景德镇窑明代早中期民窑瓷器的研究现状就是显著的一例。

        最近《毛家湾明代瓷器坑考古发掘报告》出版则是有助打破民窑研究的困局，为学术的发展注入新动力。本书依据2005年7月份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胡同1号院内瓷器坑出土的100万余件瓷片整理而成。这是形成于明代正德嘉靖时期以填埋废弃瓷片为主的二次堆积坑，出土瓷片上限为唐代，下限至明代正德，其中明代部分所占比例高达97.5％。窑口包括景德镇窑、龙泉窑、磁州窑、钧窑等，品种繁多，见有青花、红绿彩、五彩、黄釉、龙泉釉、钧釉、白地黑花等近30种，器形以日用盘碗居多，也见有部分花器、陈设器。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以明代民窑瓷器为主要内容的专门考古报告。独一无二的内容，详尽地涵盖了明代主要窑场及其产品，并且年代前后相延清楚反映了各自的发展脉络，几乎构建出大半部明代民窑陶瓷史。

        此前，因研究的需要笔者曾数次赴整理现场参观出土标本，深刻感受到报告编纂者为之所付出的心血与辛勤，期间寒暑两度交替，经受着酷热和冰冷，却风雨无阻专注整理分类，日以继夜地清洗、拣选、登记。面对如此浩大的瓷片数量，重复着枯燥单调的劳动，极度容易令人审美疲劳与激情淡落，确实需要整理者具备常人不多见的耐心和勇气。资料的披露和解析非常详尽，出版工作亦为同行领先，从发现、整理到报告成书仅花费两年时间，其效率之高，也确为少见。然高效的工作并没有降低报告的质量，通览全书后收获匪浅，非常值得我们敬佩和赞赏。正基于此，笔者为之述说，以飨同好。

        首先，本书编纂体例富有新意，切合自身资料情况。其由正文五章和附表、附录三部分组成，附件为统计和测试数据汇总。由于此批出土材料当中明代部分所占比例最大，而明代部分又以景德镇窑为主，在章序上予以优先处理，而不是按照遗物年代前后顺序的惯例编纂。在第一章“概述”之后就安排 “ 明代遗物”作为第二章，然后再分述其他时代。这是处理本书内容最佳的编纂模式，它的设计充分反映了报告编纂者对资料的特点有着透彻的了解，这是灵活的创设，而不是死搬硬套。从立项选题到体例编纂无不闪现出报告编纂者所具备独特的学术敏感和学术驾驭能力。由此启示我们考古报告需要保持基本的原则，但应该不拘于单一的表述模式，要结合实际，突出自身特色。

        第二，这本书披露的资料极具学术价值，将对民窑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它不仅令我们加深了明代景德镇瓷器的断代认识，初步确立与完善景德镇明代民窑分期编年体系，而且开启研究的新思维和新课题，这也是它的核心价值。其出现并不代表明代民窑研究的终结，而是提供丰富而珍贵的资料令深入研究成为可能。例如书上纪年瓷片发现甚多，极大丰富了原有的数量，若再结合传世和出土的纪年瓷器开展系统的整理一定会令我们对明代中期民窑有更清楚的认识，将有利于明中期民窑瓷器的分期断代标准变得更加清晰。另外，明代早中期彩瓷和颜色釉也是报告当中的一大亮点，两者在明代民窑体系当中属于较小的分支，传世与窑址中发现甚少，此次毛家湾出土彩瓷与颜色釉数量巨大，题材丰富，比较它们与青花瓷器图案装饰之异同，对我们探索彩瓷、颜色釉作为当时新出现的民窑产品与消费市场之间的关系，颇有意义。

        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次还发现14片钧窑花盆、盆托的残片和极少量的景德镇官窑瓷片、近年被誉为“明代龙泉官窑”的高级龙泉瓷器残片一同出土，报告借鉴传统的观点将其定为宋代。都是宫廷御用瓷器，虽是宋明有别，却共存一坑，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正常的结果呢？非常耐人寻味。假设我们把它也看作为明初宫廷的御瓷，就会发现这是陶瓷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其实明初官窑生产是“三足鼎立，南北共荣，各有分工”的局面，并非景德镇一枝独秀。而这并非痴人说梦，在如此特别的考古单位中出土本身就会带给我们许多的合理遐想。

        因此，报告中无论是民窑或官窑瓷器，都触及到学术的最前沿的核心问题，这就是其难能可贵之处。

        第三，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了运用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以外，报告采用了统计方法和科技测试为我们多方位揭示出土瓷片的信息内涵，引领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获悉有效信息。

        面对如此丰富、数量浩大的瓷片，我们如何采取研究方法进行行之有效的整理研究显然非常重要。例如，本报告下册“第三节  元明时期诸窑瓷器在北京地区的行销状况”运用商品经济研究方法对出土各窑的产品数量作统计来判断与推论当时各窑在北京地区的销售和竞争状况，这样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堆堆重复杂乱的瓷片，而是瓷片背后的历史，包括瓷器本身工艺、商品经济下的买卖双方（瓷器制作者和使用者）的关系、社会审美文化等等。

        另外，“ 附录”中收入1116个瓷片样品的理化测试数据，为人们了解各个时期不同窑口瓷器的成分、烧成温度、微结构观测等提供迄今为止最丰富的民窑参考资料，由此可见证，报告编纂者为之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据闻，新版《中国陶瓷史》一书正在筹划当中，笔者相信毛家湾明代瓷器坑的发现一定会在书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展望今后民窑瓷器研究肯定会因此而得到促进和发展。

（2008年5月28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