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切的期盼中，《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一书终于出版了！这是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发掘成果的正式报告。

        在一般中国古人的心目中，作为三代之首的夏代不但真实可信，而且极其重要。夏王朝的创建者禹治洪水、会诸侯、铸九鼎，子启家天下，哪一件都够得上彪炳千秋。就连失国的太康，亡国的夏桀，也成了后世永远引以为戒的反面榜样。但自清末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中国弱势地位的日益显现，疑古思潮在国内外渐成风气，仅仅建立在文献资料基础上的夏为信史的传统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因此而对新产生的考古学寄以厚望。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形成两种很具代表性的观点：其一，邹衡先生提出“汤都郑亳”说，据此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属夏文化。其二，安金槐先生提出“禹都阳城”说，据此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属于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不是夏文化的全部，之前的王湾三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是否部分属于夏文化，一时成了探索夏文化的焦点。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赵芝荃先生将关注点放在了中原腹心地带的嵩山东麓平原，于1979年首次试掘了河南新密新砦遗址，认为该遗址存在早于二里头文化而晚于王湾三期文化的过渡性的“新砦期”遗存，只是这一重要认识由于发掘面积有限而长期难以得到确认。为进一步解决这一重要学术问题，终于在时隔30年后迎来了对新砦遗址的大规模正式发掘。

        从理论上说，要确认“新砦期”的存在，应当以建立郑洛地区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期较为细致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为前提，就须有一些包含清楚地层关系和较多典型器物的典型遗址作为支撑，这和聚落考古的思路原本有些不同。从报告来看，正是本着这样的学术指导思想，发掘者赵春青等首先选择那些堆积较厚、遗存丰富的区域进行发掘。两年发掘面积不到500平方米，却揭露出窖穴灰坑286座，可复原陶器400余件，并发现多组复杂的地层关系。尤其2000年所布东部探方T5～T7、T11、T14，实际是一条大冲沟G3的局部堆积，从聚落考古的角度看来或许意义不大，可这些探方有着4～7米深的多达20层的文化堆积，出土了大量可以复原的陶器（仅T6⑧一个单位就多达70件），无疑是进行文化分期研究的好资料。和近年来其他质量较高的报告一样，该报告发表了几乎所有地层单位中的大部分遗物，并附有较为详尽的登记表、统计表等，这显然会极大地便利以后进一步的研究。

        发掘者将这批考古资料分为3期，认为第一期属于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第三期属于二里头文化一期，而第二期具有从王湾三期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的性质，正是众人期盼已久的“新砦期”遗存：深腹罐、鼎、甑、小口高领罐、尊形瓮、擂钵、平底盆、豆、碗、单耳杯、器盖等主体陶器三者均见，且都有较为清楚的发展演变关系（见第十章）。不仅如此，发掘者还对“新砦期”进行了更细致的年代辨析，将其分为早、晚两段。指出无论在地层还是陶器序列上，“新砦期”都晚于王湾三期文化而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二里头文化正是由“新砦期”发展而来。报告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提出“新砦期”属于“夷羿代夏”之后的早期夏文化遗存的重要学术观点。

        由于有清楚的地层关系和较多典型单位作为支撑，这些研究结论就应当符合实际。而“新砦期”的确认，为进一步探索更早的夏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既达到了这次发掘的主要目的，实际也成为该报告最大的亮点。当然，结语中的有些观点，比如认为嵩山东部地区率先经过“新砦期”发展为二里头文化，新砦二期遗存可以命名为“新砦文化”等，或许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至少在我看来， “新砦期”遗存更可能是扩展到洛阳盆地后才形成二里头文化，而且这类遗存似乎仍以归入王湾三期文化末期为宜。

        当这批资料的发掘简报发表以后，曾有研究者提出新砦二期晚段实际和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同时，这等于就否定了由“新砦期”发展成为二里头文化的可能性。仔细分析，二里头一期和新砦二期晚段遗存的确近似，它们共有的陶器种类就有深腹罐、深腹缸、罐形鼎、盆形甑、弧腹盆、平底盆、盆形擂钵、直领瓮、尊形瓮、折腹豆、三（四）足盘、折腹器盖、平底碗、觚、鬶等，这已经构成两类遗存的陶器主体。但它们之间总体形态上还是存在着普遍性的区别。新砦二期晚段不同于二里头一期的大部分特点，如薄胎轮制、棱角分明、中腹圆鼓、小底凸出、深腹等特征，以及矮足鼎等器类，都恰好是其与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的相似之处。而子母口器（包括子母口的缸、鼎、瓮、钵等）、高足罐形鼎、折壁器盖、平底盆、甗等陶器，则同豫东造律台类型等有更多联系。这就从类型学上证明新砦二期晚段类遗存的确是二里头文化一期的主体来源。

        多学科合作研究是现代田野考古学的重要特征，同样也是本次发掘和该报告值得称道的地方。动植物遗存的采集，尤其微小遗存的筛选和浮选，成为这次发掘的有机组成部分。报告并详细发表了每个地层单位动物遗骸的出土资料。而和各方面专家的合作研究，使得动植物遗骸、人类食谱、生存环境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具有较高水平。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当属报告所揭示的距今约3800～3700年洪水期的存在。以往学术界多关注距今4000年以前气候向干冷转变时的洪水，并多将其与有关尧舜禹时期大洪水的传说相联系。新砦遗址的研究则表明此后由于气候向暖湿方向的转变而再一次出现洪水期，可以想见它必定会对夏王朝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992年我们发掘驻马店杨庄遗址的时候，就发现龙山晚期的堆积被大冲沟破坏的现象，而冲沟内堆积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的遗存，从而推测在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一次洪水过程。新砦遗址的发掘则确认了这次洪水期的具体时间。

        当然，该报告也还存在若干缺憾和可商榷之处。

        首先是分期研究方面。既然新砦遗址主体遗存都大致在龙山时代前后，许多器物存在较长时段的发展演变关系，那就应当对所有遗存从整体上进行类型学分析，从整体上观察典型单位出土器物的型式组合，再结合地层关系分段，最后将各段综合成若干期。而报告一开始就按照3期的分法来介绍材料，只在结语中讨论了3期之间的关系，而将注意力集中在3期内段属的细微划分上，这种做法难免给人分期结论先入为主的印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新砦期”的论证力度。

        其次是类型学研究方面，由于有时并未抓住遗存型式的本质特征，或者划分过于细致，以致出现个别分类不妥的情况。举例来说，第二期的陶深腹罐仅根据唇部的方圆差异就被分为3型，同为2000T6⑧这个单位出土的两件形态基本相同的高足鼎，却被作为Ⅰ、Ⅱ两式的代表性器物。再比如石铲分型的根据是A型双面刃，B型单面刃，可实际分为A型者有的也为单面刃，如第一期的2000T12H111:6、第二期的2000T4H20:2等，甚至有不少刃部残失的标本也被分为A或B型等。

        此外还有一些小问题，如将内有人骨架的灰坑2000T4H53、H64作为墓葬，或将1999T4H132中的人骨编号为M8，或将零星采集的人骨残片放在墓葬部分介绍，都不很合适。将轮制时割离陶器底部形成的偏心涡纹称为“同心圆纹”（报告图六二，5、6），或“偏同心圆纹”（报告图二〇五，1、2），也都不妥。对第一期陶器进行文化因素分析，将其明确分为Aa组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Ab组王湾三期文化王湾类型、B组造律台类型、C组后岗二期文化等，也不很合适。因为能在中原地区划分出这些文化或类型，常常要根据各类不同特征陶器的比例多少确定，不能说A器物在甲文化中较多就将其断然确定为甲文化因素。

        尽管存在些许问题，但并不影响报告的整体价值和对确认“新砦期”的重大贡献。可以说该书的出版是近年来夏代考古，尤其是早期夏文化研究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相信该遗址此后的发掘报告会一本比一本精彩，让我们开始新的期待吧！　　

（李伯谦主编，赵春青等编著，文物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定价：420元）

（2009年5月20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