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作为国家文物局直属的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研究、技术应用与人才培养的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其发展历程凝聚了几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心血。在其7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承担了许许多多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工程项目，完成了许多影响较大的文物科技保护任务，同时还为各地培养了一大批文物保护科技人员，为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是文物考古战线的一员老兵，从上世纪40年代大学毕业后即从事于钟爱一生的考古学研究工作。数十年的研究、学习、工作的经历，使我深刻体会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工作本身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且考古是文物保护，或者说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很明确的体现。

        现在中国文物研究所更名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家赋予了她新的使命和任务，其职能也随着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而变化，因而我从个人的知识背景和阅历角度，为新成立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提出几点希望：

        一是，要加强理论创新，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的理论框架、方法论的研究，把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建设作为今后一项重要的基础研究任务去努力开拓。

        二是，希望继承优良传统，发挥综合优势，不仅能够承担古代建筑的保护维修、方案设计和实施管理，而且能够做好古代建筑的基础研究，特别是考古学方面的研究。

        三是，希望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真正发挥其在文物博物馆行业的科技研究排头兵作用，在考古技术科研方面有所创新，进一步提高田野考古调查、勘测和发掘技术水平，开拓航空考古和水下考古研究领域，并有所作为。
       
        衷心祝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成立，愿她的明天更加美好。

吴良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成立对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借此契机，遥致寄语：

        要积极谋求发展，既巩固原有的科研阵地，又根据需要与可能，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如博物馆建设、航空考古、水下考古等。

        要重视工作质量的提高，多出思想和成果，为国家文物局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谋和基石。

        要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相关教育研究机构及志同道合的科学文化工作者的密切合作，适应当前社会与学术发展的需要，加快成长的步伐。

        最后，谨致以热烈的祝贺与殷切的希望。

柯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中国文物研究所更名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不仅仅是名称上的一个改动，它还是“文物”这一个观念和内涵的转变，意味着责任更加重大，突破了古代“文物”仅指典章制度或具有历史价值的遗物的概念；明确了研究全民族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精华的丰富内涵的历史任务，是中国文物及其历史与保护观念与国际接轨的又一里程碑。

        20世纪50年代，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党中央提出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全国科学家、考古学家、史学家共同研究编写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北京钢铁学院（现为北京科技大学）当时任图书馆长的胡庶华承担了冶金文献整理的任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与当时中国科学院和各地方的考古所密切合作，将提供的金属及冶金文物进行物理与化学分析、研究，得到了当时的中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在内的全国各省市文物博物馆单位的支持和帮助。1976年，我们举办文物科技保护与检测技术培训班，曾邀请当时文物研究所的老师来授课，受到了学员的普遍好评。2001年开始，北京科技大学在科学技术史专业设立文物保护研究方向，与文物研究所的合作关系更加密切。文物研究所的老师们担任我校兼职教授，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我们培养的博士生有的毕业后来到了文化遗产研究院，成为业务骨干。我们希望，今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北京科技大学的合作将会更加密切。

        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科学技术机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古建筑和大遗址保护、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等方面，成果显著，并且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援柬项目的实施，成为中国文物保护技术走出国门的起点；中意合作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成为相关国际合作项目的典范。近年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充分发挥国家队的优势，在文化遗产保护战略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令人可喜的进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中华民族是个有着五千年连绵不断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文明发展历程中，制陶、冶金过程中氧化、还原气氛的应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造就“陶冶文明”，成为人口最多、连续文明最久、世界上唯一的统一历史最久的国家。

        中国的文化遗产研究有着光辉灿烂的未来，我们衷心祝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成立。她的成立顺应历史潮流，将担负起更重的责任，在文化遗产研究及其保护行业方面起到重要指导和引领作用。

        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恭逢盛会，在此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表示衷心的祝贺与祝福。我谨代表学校的同事们表示，我们将一如既往，为研究院，为我国考古界、文物界、历史界继续做好服务。

谢辰生（原国家文物局顾问、国家文物局法律专家组专家）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从1935年文整所成立至今已有70余年的历史，研究领域最初主要为古建筑维修，逐步增加了文物科技保护、博物馆学及古文献研究等各方面内容，成为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之长的综合研究机构。这70年是辉煌的70年，她曾经拥有相当多的人才，业务力量是很雄厚的，如赵政之、祁英涛、杜仙洲、余鸣谦等古建筑专家，胡继高、王丹华、陈中行、奚三彩等科技保护专家，为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古文献研究曾集中了全国最杰出的专家，如唐兰、商承祚、朱德熙、唐长孺、于豪亮等，开展了银雀山竹简、马王堆帛书以及吐鲁番文书等整理的学术活动，打破了当时全国学术界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之后，这块工作成为当时的中国文物研究所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古建筑维修及古文献研究都逐步走向衰落，培养的人才大都流失了，而离退休专家也没有充分发挥其余热，传统的优势逐步丧失，新的领域尚未开拓，人才队伍青黄不接，中国文物研究所发展面临重要的转折时期。

        郑振铎、王冶秋同志曾经有成立三大中心的构想，即文物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中心、资料信息中心，其中文物研究中心从事社会科学方面的基础研究，以及文物本体的研究等；科学技术研究包括两方面，一是古建筑维修技术研究，二是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目前文研院除了资料信息中心基础较好外，其余两方面均亟须加强，尤其要复兴古建筑维修研究和古文献研究这两项传统优势。为此，我提以下三方面建议：

        一、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坚持学术民主，摒除门户之见，活跃学术气氛，力争成为全国文物研究学术中心，并在国际上发挥积极影响。

        二、研究院必须是开放的，通过搭建文物保护理论、技术、研究的交流平台，集中全国优秀人才，采取聘用兼职人员和离退休老专家返聘等方式，充分发挥全国优秀人才和老专家优势，博采众长，补充薄弱环节，抓紧培养自己的研究队伍，促进新生力量的成长。培养人才必须十分重视实践，这是文物工作的突出特点。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就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一定要重视研究与应用的统一，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合格的有用人才。

        三、成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标本室。标本室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地下考古出土的标本，二是传世流散文物。建议国家文物局将存放在故宫的原文物总店的海关截留文物转交给文研院。这批文物凝结着好几代文物专家的心血，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的实践，是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物证，其本身就是个大文物，决不能分散，应该集中放在文研院，成为文物研究中心的物质基础，同时可以充分利用这批文物，培养人才。
       
        总而言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前途不可限量，希望她能承继辉煌的过去，开拓更加灿烂的未来。

罗哲文（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文物局工程技术专家组组长）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今天正式挂牌成立了，我感到非常高兴。由1935年成立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发展到新中国时期的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古代建筑修整所、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直到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与古文献研究室合并为中国文物研究所，我一直早已熟悉，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更是亲眼目睹并伴随她的成长而成长的，其中我还担任了第一届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职务。蓦然回眸历史往事，感赞这个学术研究机构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所做出的丰功伟绩，能成为这一当中的成员，这是我终生的幸运与荣光。

        1990年中国文物研究所成立不久，我就向有关部门与领导提出建构中国文物研究院的设想，并且设置了机构运作方式、人员编制及发展方向，目的是以更加健全的态势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但由于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如愿。现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终于成立，并于2月18日揭牌，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瓜熟蒂落之果。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由于自身的材质与建造特点决定了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遗产的文化积淀与审美意蕴及其保护特质，如何履行国家文化发展意志并自成体系与特色、由文化遗产大国发展到文化遗产保护强国，我们面对的真情实景是：社会现代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二者之间的如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协调发展的问题，保护工程的科技水平还不高、科研人才匮乏与任重道远以及文化遗产安全等问题的境况并存，可以说是大好时机而又面临严峻的挑战。

        往者既可鉴，来者犹可追。我们这一代作为历史的一页可以翻阅过去，仅能兴叹盛世辉煌。因此，我特别寄望于正在成长中的中青年一代后学者，希望他们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建立为历史契机，在中外学术交流、文化遗产保护历史与理论研究、文化遗产科技保护等方面多做贡献，为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做出重大的贡献。“江山代有人才出，继领风骚勇向前”。祝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同志们、朋友们创造出更辉煌的业绩。

吕济民（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组长）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成立是中国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件大事，作为毕生敬业于文物行业中的一员老兵，在迟暮之年的夕阳境地里，有幸目及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朝霞满天、欣欣向荣的局面，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并由衷地祝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取得更大的进步！借此机会，我也想对新成立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表达些许心愿与寄语：

        其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成立是顺应我国文化事业发展需求并与国际接轨与时俱进的必然产物，具有揭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新篇章的历史意义。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以往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本身也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并将成为历史新起点。

        其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成立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具有实质性的有效措施，与历史节拍相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显现，也是我国大文化事业发展要求以文化软实力作为积淀的理路。

        其三，新成立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以前的机构相比较，在物力、财力、人力、集成力等方面更具实力，理应在未来的文化事业发展中代表国家意志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肩负起传承文化的使命。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一方面要抓经济建设提高物质文明，另一方面要抓精神文明建设提升文化品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定能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有所作为。

黄景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相继成立各种机构和团体，有组织地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前身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70多年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很多成绩和经验。从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到中国文物研究所，她们的目标一致，即为保护好中国的文物而工作，是我国文物保护、文物研究和文物资料收藏的中心，现在名称改了，开拓面更广，但她的基本性质和任务还是不变。

        我国的文物，无论是地下还是地上的土遗址、木结构建筑，以及各种可移动文物，都与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或西亚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在我国对文物的保护和研究也有自己的特点，初步形成有别于他国的方法和理论。但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文物保护与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是今后我们尚需努力去做的事情，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带头承担这一重任，是义不容辞的。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成立，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建立了一个最大平台，人们的期望更高了，任务更重、更复杂，需要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完成历史给予的任务。作为平台和组织者，首先是要有人，要有懂专业的人，培养人才是千秋大业的事。这几年，先后进来的年轻人正在逐步成长，他们知识面广，有扎实开拓的精神。我个人充满信心，他们一定会超过前人。我更相信，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在同志们共同努力及各方的支持下，一定会取得更多的成绩。

王丹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国家文物局科技专家组组长）

        我是1962年到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工作的，当时是古代建筑研究所和文物博物馆研究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只有四五十个人，担负着全国重要古建筑的修缮工程设计、施工指导和人员培训等工作。那时，博物馆理论研究、馆藏文物及出土文物的保护工作刚刚起步；在石窟寺保护方面，则开始与地质学院、中南化学研究所合作进行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保护研究工作。

        20世纪60年代，王冶秋局长就提出建立三大中心的构想，即文物保护中心、博物馆理论中心、资料中心。我们这一代人都在为这三大中心而努力工作，深入到古建修缮工地和出土文物保护现场。
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年间，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经过几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努力，文物保护科技水平、队伍建设、对外合作都取得很大进展。国家逐年加大文化遗产保护投入力度，文化遗产事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

        回顾也是为了展望，当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成立之时，要更加珍惜保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延缓自然力对它们的破坏。希望研究院能按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部署，组织重大科技课题攻关，密切跨学科合作，推进科技创新，多出成果，多出人才。预祝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成为引领学术前沿、发挥示范作用、促进科技进步的研究院，在文化遗产事业上迎接更加灿烂的未来。

张忠培（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专家）

        中国文物研究所更名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是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进步的一件喜事，我在此表示热烈的祝贺。我所以愉悦，不仅是见到这所以更名的本身，更多的是由于更名使我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抱着更多的期望，给予更美好的憧憬。

        中国文物研究所所以更名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是中国文物研究所发展的结果，或曰“实至名归”，同时，也是对未来的愿景，抱着更好、更多的期许。如是，一是要搞好传承，即保持中国文物研究所之优良传统。二是要创新，这是更重要的。只有创新，才能赋予更名自身应有的涵义。

        创新得有创新的把式。什么是创新的把式？我想下面几条或许具有基本的意义。

        一曰明确方向，抓住重点，切忌搞大而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当包含好几个学科，一是各个学科都得明确发展方向；同时，各个学科之间，在一定时期之内，又当有主次之分。二是各个学科内涵复杂多样，也应在一定时间之内，抓住重点。三是切忌搞大而全；拿文物保护来说，涉及物理、化学、生物诸学科，其中任何一学科又分成不同的分支；因此，不仅靠一个单位抓不了这许多学科，即使抓一个学科，也难以抓全；所以，我们只能抓重点。那么，涉及到其他领域怎么办？只能联络其他单位共同攻关，所谓优势互补也。

        二曰要扎实地抓好基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既有基础学科，又有应用学科。基础学科也有基础之基础，应用学科也含基础的部分。拿应用学科例如文物科技保护来说，其基础就是应主动地做好实验。

        三曰不靠吃皇粮，要依靠自身实力打拼，闯荡天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属国家文物局直属单位，有较多的行政资源可用，即有皇粮可吃。然而，靠吃皇粮，只能走向衰败。闯荡天下，靠自身力量，才能长盛不衰。闯荡天下，不是包打天下。闯荡天下，一是要发挥自身优势，二是要搞好和兄弟单位联络，共同攻关，即上面所说的优势互补，但在联合攻关中应发挥主导作用。

        四曰要坚持改革，培植内在的竞争机制，创造自由、自主的思考环境。对外要竞争，对内也应竞争。只有内部实行优胜劣汰才能生机勃勃，强大对外竞争的实力。同时，科研的生命是创新，全靠相关人员的聪明才智，科研的能量，归结为人们头脑的差异。自由、自主的思考环境才能实现自由、自主的思考，只有自由、自主的思考，才能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实现创新。有了自由自主的思考环境和竞争机制，才能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舸争流”“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科学繁荣的局面。

        这就是科学的春天。看啊，春天到了，让我们如是耕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科学春天即将到来。

徐苹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中国文物研究所更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值得祝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是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高级研究中心，她是中国政府和国家文物局的智库，承担着中国文物保护的理论研究、文物保护的政策制定、文物保护管理法规等方面的研究，以及文物保护技术的研究试验和推广。既有长期的基础性研究和各类文物资料库的建设，也有针对突发性文物破坏事故的应急设备和能力。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新的形势下，面临机遇和挑战，任重道远，希望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王宏钧（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专家）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其事业发展的历程中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巨大的成就，中国文物研究所更名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符合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需求、顺应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建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今后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进行工作：即世界文化遗产的登录与研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登录与研究，一级品文物（包括馆藏一级品文物和社会流散一级品文物）的登录与研究，以及古建筑、石窟寺和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技术研究等。同时，还应考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纳入研究领域。

        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优势是明显的，它应当具备四个方面的职能:一是为国家制定有关政策的咨询机构，二是承担具体的文化遗产登录、保护和研究的科研机构，三是开展学术交流的中心，四是培养文化遗产保护人才的中心。此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应广泛开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应有自己的刊物，对所开展的工作要加强报道和宣传。

        最后，希望随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成立，能够把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利用推到新的阶段，发挥积极的作用；能够与世界交流，吸收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事业；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能够做出让世界瞩目的成就，能够涌现出一批出色的文物保护专家和科学成果。

黄克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文物局科技专家组专家）

        从1960年读大学时去云冈石窟毕业实习，到第二年分配到古代建筑修整所，至今已经历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近50年的发展与变迁。要说的感言很多，就从我的成长经历谈点体会。

        刚从学校出来，就要参与对谁都生疏的石窟保护和研究工作，当时对石窟的抢救保护完全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难题，所内专门成立了石窟保护组，由余鸣谦工程师带领我们从调查研究做起，并请来了北京地质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的教授、专家，先后考察了多个重要石窟，了解存在的主要病害，同时走访了中科院地质所、煤炭科学院、冶金建筑总院等单位。这些教授、专家手把手地教我们这些青年人，初步掌握了研究、试验的方向及步骤，并选择云冈第一、二窟作为试验工程。要求我们长期在现场蹲点，在实践中发现向题，解决问题。正是由于这样的实践和锻炼，才使我增长了才干。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的研究所就曾组织全国的文物博物馆的专家、领导，协助国家文物局制定文物保护五年规划。同时，单位还注意培养地方从事科技保护的青年，先后接受许多省市的专业人员来单位短期或长期工作，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另外还十分注意引进新技术，记得当时冶秋局长以研究所长名义去日本考察，带回近景摄影的测绘图纸，认为对石窟测绘十分有用，要求石窟组进行调查研究，引进这种设备。尽管“文革”期间研究所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但是局、所领导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千方百计地把专业人员召集回来，使我们能够继续从事所热爱的文物保护工作。回忆起这些往事，真是感慨万分。

        这次中国文物研究所更名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意味着她将迎来更重大的使命，期望她能起到全国科技保护的核心作用，培养出—批热爱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优秀人才，使他们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坚实、广泛的理论基础，既能谦虚地向社会各界多专业的专家、学者和工人师傅讨教，又能开创性地探索新思路和新方法。江山代有人才出。真诚地期盼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胜于蓝。

彭卿云（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

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成立二首并序

        原中国文物研究所，创建于一九五六年，于今五十有二年矣。该所代代贤能，为守望精神家园，披荆斩棘，踏遍天涯；济济英才，因抢救濒危国宝，呕心沥血，功铭史乘。亘八万里之纵横，凭古今科技以立世；历五千年之上下，竭毕生才智而献身。而今，国运兴盛，万象欣荣；文物身价倍增，事业声名大振。特应时应运更名，乘春风春雨创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继往开来，任重道远；功在民族，泽被子孙。凡我同仁，莫不因此盛举而欢欣鼓舞，怀史绩、前贤以长歌也。

贺文研院成立

一所多能五十年，泥途云路创新天。
古今技艺师新绝，洋土人材育顶尖。
旧物重光昭海岳，文明复活壮尘寰。
更名又是新机遇，春色明年加倍还。

致文保科技工作者

抱残守缺成天职，祛病延年有绝招。
但得回春妙手在，颓垣断壁领风骚。
　　　　　　　　　　　　　　　　　　                                                                                            　戊子春正月

（2008年2月20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