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冬在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发现周人刻辞卜甲骨以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周公庙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发掘。迄今已发现7处近千座先周、西周时期不同等级的墓葬、40多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1700余米长的夯土围墙，以及铸铜和制陶作坊遗存各一处，出土商周时期周人甲骨文近500字。经过近五年时间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建立了该遗址的考古学文化编年框架，大致探明了遗址的规模和布局，为进一步探讨该遗址的性质及其相关的学术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8年度的发掘工作主要基于两个学术目的，一是充实遗址考古学文化编年的材料，尤其是西周中、晚期的部分。编年体系的完善对遗址性质的认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二是希望在地面踏查和钻探调查的基础上，对遗址各功能区域的遗迹分布及其确切年代取得更准确的了解。为此，周公庙考古队选择了该遗址的庙王村东（ⅢA1区）、祝家巷北（ⅢA1区）及折树棱（ⅣA2区）三个地点作为发掘对象。发掘工作自9月1日开始，至12月中旬结束，历时100余天，发掘总面积1000余平方米。

    在庙王村（ⅢA1区）发掘地点，共清理商周时期灰坑等遗迹近百座，以及龙山时代房址、陶窑和灰坑等各类遗迹近60座，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一处客省庄二期文化晚期的院落遗迹。

    该院落遗存主要由一个天井庭院、两孔窑洞和一个通道组成。天井院落大致为半圆形，半径约5米，面积约40平方米。两孔窑洞位于天井院落的东、北两侧，门道均朝向庭院。东侧的窑洞，顶部坍塌，室内平面形状呈“凸”字形，地面面积为10.1平方米。窑洞残存最高处距室内地面约2.5米。窑洞墙壁抹草拌泥与白灰面，地面亦抹白灰面，在室内正中心地面上有一个十分规整的圆形火烧面，直径约96厘米。北侧窑洞仅发掘了其南半部分，室内地面为白灰面。在室内转角与洞门口西侧，各有一个“壁炉式”灶，其中室内的灶保存完好。在庭院西侧还有两座壁炉式灶。两口窑洞的门道旁，各发现一处保存火种的遗迹。在庭院的地面上有5个柱洞和2处火烧坑遗迹，东南部的地面上，放置几件较完整的陶器及几件制作精美的石刀、石凿等石器。在这些陶器和石器之间有一具男性人骨架（部分骨骼在掩埋前已遭扰动）。天井庭院的通道应朝向西南，残余较少，通道的南壁上有一个地洞式窖穴。保存如此之完整的窑洞院落遗迹，在客省庄二期文化中尚属首见，这对探讨当时的社会的经济形态及组织结构皆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折树棱（ⅣA2区）发掘地点所获均为西周时期遗存。共清墓葬73座、马坑2座，此外还清理房址2座，灰坑9座。墓葬被盗扰破坏十分严重。均为中、小型墓葬，年代从西周早期延至西周晚期。未见腰坑、殉狗、殉人等葬俗，随葬陶器多为单件鬲或鬲、罐组合，与周原遗址同时期墓葬相比，具有明显的自身特点。该地点是周公庙遗址已发现的七处商周时期的墓地之一，不同墓地的独特葬俗可以成为讨论该遗址居住人群构成的重要依据。同时由于该墓地北侧紧邻铸铜作坊，两者间是否有联系的问题也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

    祝家巷（ⅢA2区）地点现阶段清理的主要遗迹为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大沟（ⅢA2Ｇ２），该沟直接被耕土层所叠压，其上部因平整土地之故被破坏。现存沟口最宽处约6米，沟自深最深处约2.5米。沟内填土可以根据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的不同分为若干层，其中包含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空心砖、夯土建筑残块、铜器残片、兽骨等遗物，尤为最重要的是还有大量西周的卜甲。根据出土陶器的特征可以初步判断这些堆积形成的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早阶段。

    在G2的填土中共发现卜甲7651片，绝大多数为碎小的残片，残存面积一般在3平方厘米左右。所见卜甲的修整方法与钻凿形态，与过去在陕西周原、洛阳北窑等遗址所见周人卜甲的特点完全相同。经初步整理，共见有字卜甲685片，初步辨识出刻辞约1600字。

    由于卜甲破碎比较严重，缀合的工作尚未及进行，卜辞完整者较少，从现存刻辞的内容来看，可以初步归纳为以下几类：

    人物

    卜辞中出现的重要人物有：王季、文王、王、周公、毕公、召公和叔郑等。

    王季与文王均周先王。提到王季的一条卜辞曰：“其者（燎），其自王季。三月。”王季是古公亶父之子、周文王之父，传世文献或称“季历”。一片卜甲刻有“ ”字，是文王之“文”的专用字，与金文所见相同。

    卜甲刻辞常见单称的“王”，无疑是指当时的周王，卜辞卜问“王其于西宫宿”、“王往征……”、“十月，王迺于旜……”、“王其事（使）……往……”等事件，说明“王”与占卜者的关系很密切。

卜辞中出现了周公、毕公、召公等周初重臣的称号。卜辞“三月既生霸祭，周公酓（？）……”字口涂朱，其行款走向先顺兆枝方向，遇千里路折而下行。“毕公”及“毕”多次出现，召公之名“奭”字一见。2004年周公庙遗址曾经出土过“周公”字样的卜辞，此次又见，结合遗址的年代来看，说明周公庙遗址与周公家族有密切的关系。

    另一片卜辞：“曰：叔郑其取妆（裝）。”此“叔郑”或即毛叔郑，在武王克商次日入商纣宫举行仪式时“毛叔郑奉明水”。

卜辞两见“宬”，此字亦见于周原凤雏村出土卜甲刻辞，应即文王之子郕叔武之国。

    2、方国

    卜辞数见“周”、“于周”等字。另有“新邑”即成周，与“毕”同见于甲尾刻辞。卜辞两见“商”，一辞曰“至商”，可能与周初形势未定有关。文王所伐之“崇”，在卜辞中两见。另有“繁”与“蜀”、“微”等。记繁之辞为“曰：眉往繁。既。玆卜用。”“翦繁”已见于03年周公庙背甲刻辞，据 李学勤 先生考证，应即《汉书·地理志》的蜀郡繁县，位于今四川新繁[1]。“蜀”与“微”都见于《周书·牧誓》，曾与周武王共同伐纣。蜀也见于周原凤雏卜甲和西周早中期金文，穆王时期铜器班簋铭：“秉繁、蜀、巢令”和晋侯墓地所出土的韦甗铭“使于繁”。僰是西南夷名。繁与蜀、微、僰应为周初时周邦的与国。

    此外，本年度出土卜辞还有“曰戎來，戎……”，戎见于04年周公庙甲骨卜辞。“令薛叔……”、“眔龚”等残辞也涉及方国名称。

    3、祭祀

    为数不少的卜辞涉及祭祀。例如：“……其尚乎（？）……既祭……问姜……”，“正氏以孚牲，其用□”，“曰：弗有毋祭念周……”等。比较重要的一条祭祀卜辞为：“曰：唯宁风于四方三犬三彘。既吉。兹卜用”，其卜问用三犬三彘对四方社稷举行宁风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小祝”职掌：“祈福祥，顺丰年，逆时雨，宁风旱”。按宁风卜辞屡见于殷墟一期甲骨，例如《甲骨文合集》34137：“甲戌贞，其宁风，三羊三犬三豕。”30260：“癸未卜，其宁风于方，有雨。”32301：“丙辰卜，于土（社）宁风。”34139：“癸亥卜，于南宁风，犬一。”此条周人卜辞宁风祭祀的神灵与祭牲，与上述殷墟卜辞惊人地相似。

    4、战争

    卜辞中屡次出现“翦”字。按此字早见于周原凤雏村出土卜辞以及2003年周公庙出土背甲刻辞，经学者考订，应读为“翦伐”的“翦”字。[2]凡见有此字的卜辞，多与战争有关。例如：“十羊。  ……既，王兹翦……”、“……不每（悔），翦”、“……于三月……迺翦……酉……”、“……我囟获……翦。同月……”、“……海，翦。”、“尚迺翦”、“翦”、“□兹翦”。以上卜辞“翦”字常用于验辞，因为文例简略或者残损，翦伐的对象暂时不得而知。

    5、纪年与历法

    卜甲刻辞屡见纪年、月、日、及月相，是周初历法四要素研究的资料。纪年资料仅有一条，“……于五年”。纪月、日及月相资料常常相连，残辞所见，有“今某月”、“来月”、“兹月”等用语指称远近诸月份，也有“方死霸”、“既死霸”、“生霸”、“既望”等月相名称。例如：“三月隹癸[未□]生霸，雩[四日]丙戌，高……曰……”，这种纪时的格式，与周初文献所见“某月干支月相，越若干日干支”相同；或者在月相前面不记干支，作“某月月相”的卜辞也有发现。这都是周初月相定点说的有力证据。

    6、占梦

    本次出土的卜辞，有两条卜辞均称：“曰庸梦庙”，应是占梦之辞。《周礼·春官》有“占梦”之职，掌管占六梦之吉凶。这类内容也见于殷墟卜辞。

    7、卜辞格式

    商、周卜辞格式不同。今年所获周卜辞中，常见作为前辞的“曰”、“曰唯……”、“曰其……”、“召（兆）曰”、“曰巳（读为已，意思是停止）”等格式用语，也常见作为命辞结尾的“囟亡（无）咎”、“亡（无）每（悔）”、“不每（悔）”、“囟弗悔”等用语，另有“既吉”、“兹卜用”等占辞或验辞。

    8、筮法

    以往其他西周遗址出土的卜甲或卜骨有刻有筮数的数字卦。但在此前，周公庙遗址却从未出土过类似内容的卜辞。本年度发掘所得的卜甲，出土了20余条筮数刻辞，所涉及的筮数有“一”、“五”、“六”、“七”、“八”、“九”，丰富了研究周初筮法的资料，有助于探索周易筮法以及卜与筮的关系。

    迄今为止，全国共有10个遗址（周公庙以外）出土过西周刻辞甲骨，共计约1100字。而目前仅周公庙遗址所见西周甲骨文已近2200字，周公庙遗址已成为出土西周甲骨文最多的一个遗址。此次发掘所获极大的丰富了西周甲骨的材料，随着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当为“西周甲骨学”的研究带来新契机，也有理由期待周公庙遗址的新发现将为西周考古与历史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周公庙考古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