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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博物馆藏钟鼎款识青花盖缸小考

    发布时间:2017-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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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博物馆藏钟鼎款识青花盖缸,为光绪仿宣德款民窑瓷器,器体摹写钟鼎铭文及其考释,气韵淳古,颇得金石雅趣。这件瓷器是常州画家李克嘉先生旧藏,1985年为常州博物馆征集所得。李克嘉先在20世纪20年代负笈南京美术专门学校,师从著名画家萧俊贤先生,尤擅工笔写意,书法篆隶也见功力,民国时期与马万里、房虎卿等画家一度齐名。

    钟鼎款识青花盖缸通高18.5厘米,口径19.5厘米,底径13厘米,通体施釉,釉面清亮萤白,青料发色清新淡雅,深腹下敛,母子口,器盖呈盔形,上有环形抓钮。耿宝昌所撰《明清瓷器鉴定》,将盖缸列为晚清瓷器主要器型之一。器身和器盖各摹写钟鼎铭文及其考释五则,器底青花双圈内楷书“宣德年制”伪托款。环形抓钮内绘有团花图案,外侧书“仿薛氏鼎钟文字”、“试仿薛氏铜肙□徒洸”,前后两段文字字体稍异,前者所谓“薛氏鼎钟文字”,当是薛尚功所著《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后者所指尚待考识。

    薛尚功,南宋金石学者,字用敏,钱塘人(今浙江杭州),生平事迹不详。所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成书于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将钟鼎彝器及少量石鼓、石磬上的款识依样摹写,既有释文,又有考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是宋代金石学著述中辑录青铜器铭文最为宏丰的一部,虽不录器形,但编次清晰、考据精允,使之成为中国金石学的重要著作之一。当然,由于身处金石学初创时期,考释臆测和鉴别不精之处,在所难免。

    翻检《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可知,钟鼎款识青花盖缸器身摹写铭文分别为田季加匜、叔旦敦、亦鬲、帛女鬲和梁山铜鋗,器盖摹写铭文分别为王伯鼎、刘公簠、伊彝、宝卣和轵家甑,所涉青铜器包括商周与汉代。《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有石刻拓本和木刻拓本两种传世,石刻拓本仅存少量残页,木刻拓本以明崇祯六年(1633)刻本最佳,民国二十四年(1935)于省吾先生博采众本之长形成汇刻本。将《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汇刻本与钟鼎款识青花盖缸对照参佐,钟鼎款识青花盖缸所摹写铭文,字形大抵忠于原书,但也存在少量字形变异之处,有些考释因篇幅过长而略加减省,且少量字句稍有不同,这些字形和字句上的差异应是源于版本之别。

    钟鼎款识青花盖缸的图像传统与图式旨趣,需要从金石学与博古纹的互动中寻找因由。有宋一代,自上而下的文化复古潮流中,对上古彝器的鉴赏与仿制是重要表征。金石学作为专门之学也发端于宋,欧阳修所撰《集古录跋尾》是金石学著录之始,此后吕大临、薛尚功、赵明诚和洪适等学人各有著述。元明两朝,金石学总体衰颓,但伴随明代收藏之风的兴起,明代中后期流行以古物彝器为主要内容的博古绘画。博古绘画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描绘文人鉴赏古物的风雅场景,另一种描绘错落摆放的各类古物。以博古绘画为粉本移植于瓷器,从而形成了博古纹这一瓷器装饰主题。

    清代金石学发展迅猛,犹如奇峰突起,成为一时显学。尤其是晚清时期,金石学臻于鼎盛,研究范围大大拓展,除了种鼎彝器和碑版摩崖,举凡钱币、墓志、造像和瓦当等,无不成为金石学家蒐集考据的对象。古物鉴藏活动是晚清文人金石研究之余的雅好,流风所及从朝廷命臣到地方乡绅,乃至寻常百姓家。瓷器上的博古纹则显现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是世俗化,博古纹的含义被加以引申,凡彝器、玉件、书画、文房四宝、天文仪器等皆可;另一种则迎合文人的审美好恶,仍以三代彝器为主,并常常在器旁摹写吉金铭文,竭力追慕古风。前者为博古纹的发展主流,后者也并不鲜见。常州博物馆所藏钟鼎款识青花盖缸,直接摹写《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内容,以之为饰,则属罕见。在金石学者眼中,“金石以款识为重,此古今通例”。 钟鼎款识青花盖缸的所有者多半笃嗜古器鉴藏与铭文研究,甚至可能是某位金石学人精细设计、刻意定制的清供雅物,用以堂斋陈设,案牍之余,增添古意。

    常州博物馆藏钟鼎款识青花盖缸,纹饰特殊,独具匠心,透过这件器物可以管窥晚清时期复古艺术。古代彝器和上古遗文,犹如吉光片羽,既是证经补史的凭借,也是艺术创作的载体,更象征着对传统的推崇,当时的学者文人多以研究古物为能事、雅事,并将这种喜爱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诸般器物表现出来。钟鼎款识青花盖缸对宋代金石学的遗产进行艺术再创造,融合古调与新风。

    (《中国文物报》2017年3月7日8版)


    中国文物信息网马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