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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研究

    太和县城址考察小记

    发布时间:2018-02-13孟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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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治县志城图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振聋发聩。令人想到,城市、乡镇、村落叠压的历代城址,是否也该像老房子一样应保尽保。所以,当2016年春友人邀去太和县时,提请先发来县志看看。令人惊叹,竟收到万历、顺治、乾隆、民国的各一部。第一感觉,这个县的工作有水平。细究其详,更可惊叹的,还有两点,也是亮点。

    一是城池图。前两部县志,城垣内外,各有一条城壕。后一部,城内的已不完全,卷三水利志,沟渠部分的文字,称外池、内池。可见还是活水,民国人士已珍视残存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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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县志城图

    一是双城记。一为宋、金、南宋、元的泰和县城,因水灾废县,现旧县镇所据。一为元大德八年新建县城,名为“太和”(一说洪武3年改名),明代原址扩建,周6里,护城河留下来,为内池。两座城相距8里。这个变化,使人联想到北京的元大都,元朝废弃金中都,也是易地不远建城,明朝又改建。当然,如明清县志所记,“颖阳城县东北三里址广四里隋时县治”属实,那就是“三城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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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城西北部

    过了一年才成行。泰和城址,卫星照片显现,为老房子或棚户区占据,惜未能到达。太和城址,城墙已看不到,可分作中、东、西南、西北4部分考察:中部,有文庙,南、北清真寺等古建筑,中层楼房较多,南端有护城河现身。东部,老街巷多存,未能钻进去看。西南部,已新建高层住宅区。西北部,即北大街的西侧,拆迁后,撂荒多年,曾发生盗掘;几处建筑已被保护,有古宗祠、天主堂,兼杨虎城与中共太和县委旧址,还有工业厂房;西北城池的位置,引水入城工程,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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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顶子遗址

    对于宋代以来的县城研究,这里得天独厚。两个城址,尽管很小,但对城市史研究也许很重要,而且可提供又一个证明,生态文明建设也植根于我们的历史。弄得好,这里可上演一场伟大的双城记。这并非不可能。据称,该县城市建成区已60平方公里,什么概念?与纽约曼哈顿区一样大。因此,建议他们首先公布“县保”,上收处置权。这是确定文物保护单位的实质。

    几处地上建筑,他们希望能提升保护级别,如:与杨虎城有关的遗存;元末明初的文庙大成殿,5开间,超规格,或有些名堂;洪武始建的清真北寺,殿前圆柏,树龄631年,大门前空地,原为池塘,应属内池水系。既然都不很突出,于是,建议采取“打包”方案,整体保护城市遗产,叫“太和历史中心”,有感召力,以城址为主体。

    但这两个城址,现在连“普查文物点”都不是,其意义,亟须彰显,需要宣传,也需要大面积揭示。与其荒在那里,等着设计,完全可以利用发掘,加深对地域的理解,提升设计质量。以那样大的建成区,多两处公园未尝不可,但个性容易被湮没。发掘、恢复双池,与引水入城相结合,更是“双赢”!

    太和县境的城址,着实不少。民国县志卷二古迹部分记7处,称“遗址存”。《中国文物地图集 安徽分册》记4处。此行短暂,还去了一处城址,他们极为重视、有待确认的楚都巨阳。

    现场令人感动。村落间高地,立有县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书“殿顶子遗址”。较远处村庄,有“太和县宫集钜阳楚都文物馆”,门洞有遗址简介:“前言”“最新调查研究”“基本情况”。室内陈列文物不少,大概都是群众汇集,多为汉代砖瓦,一残器有“熙宁二”字样。一位老汉出示小件若干:几枚贝币、蚁鼻钱,出土常见,后者为楚货币;小布币仅一枚,耸肩尖足,却没见过,也许很能说明些问题,可惜失去了出土层位。惊讶之余,老汉又展出一幅亲手绘制的城址示意图,还细说观察遗迹的方法,令人叫绝。

    巨阳城址当然重要。《史记》“六国年表”有记载,且是春申君黄歇为相时所建。“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司马迁说的,多半是黄的封地,后来隋文帝命名的“苏州”。现在苏州城隍庙主供的就是黄歇,王洗马巷内还有春申君庙,一对石香炉刻铭:“道光八年楚相府”。苏州城的相门,得名可能自黄歇而非鲁班。在城市营造史上的研究价值,包括对黄歇的研究,由于不与现代城市重叠,巨阳绝胜于淮阳、寿州、苏州等“城摞城”。但话说回来,凤毛麟角,更依稀为贵。太和县的“城摞城”也便如此。

    这个城址,提升保护级别,最有希望。但真要确定,也真要反复推敲。目的是保护,所以根据最新研究,很可能是巨阳,很重要,也就够了。确定古遗址为保护单位,应该允许一定的模糊度。问题在于,如何从这样一种科研价值出发,去确定对象与范围,是否也可以有模糊度。因为还有可能是巨阳的其他遗址,离此地不远。在未确认之前,也许经过猴年马月也不能认定,它们的价值是均等的,也同样重要。

    城址保护的主要措施,与其他文物有不同,包括原封不动地保存给后代,也包括发掘,把发掘的部分转化为史料遗产,并提供当代研究和纪念及其他利用。发掘有破坏性,所以国际《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规定:“发掘应该在遭受发展规划、土地用途改变、掠夺和自然蜕化威胁的古迹和遗址上进行。”发掘是为不发掘,是为促进成为长久的考古保留地,以待后人。

    城址是遗址中的佼佼者,词典解释“遗址”即为:“毁坏的年代较久的建筑物所在的地方。”所以,判断城址的重要性,包括真实性、完整性,也与其他文物有不同。确定保护重点,必须结合损害,无损害即无保护。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1975年就建议:“古城址往往埋藏很浅,高平低垫,很容易就被破坏,一重要,二难保护”,要重点保护。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1923年就以城址论中国民族的形成,并指出:“中国筑城的所有日期都被中国的史学家们记录在案”,1644年前“记载中的城垣有4478座”,但并非全部,“所有这些只能靠考古发掘才能重见天日。”

    几十年近百年过去,新时代到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不辱使命,守土尽责”,把所有已知城址全部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乃至高级别的,落实尽保,是时候了!

    中国文物信息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