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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考古

    生产 流通 演变 探索

    ​ 首届“陶瓷之路——陶瓷考古新发现与新研究”京师论坛纪要

    发布时间:2018-12-04丁 雨 袁 建 陆文琦 高顺峨

    2018年11月3日至4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中国考古学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举办了首届“陶瓷之路——陶瓷考古新发现与新研究”京师论坛。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故宫博物院、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西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深圳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学院等单位的20多位学者参加了论坛。论坛以“陶瓷之路”为总主题,下设“探索之路”“生产之路”“流通之路”“演变之路”四个单元进行主题发言,并安排有讨论环节。


    探索之路

    第一单元“探索之路”以陶瓷考古的学术史、新方法、新视角为重点内容。北京大学杭侃教授以“鸡冠壶的再思考”为题,回顾了鸡冠壶的研究史;在此基础之上,他结合近年来日益增多的遗物材料和图像资料,重新梳理鸡冠壶的器物型式后指出,以往混为一类的鸡冠壶和皮囊壶,应当是两类器物,前者可能无实用性,而后者则具备实用功能。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翁彦俊从长时段的视角,结合众多海外发现的新资料,审视了从晚唐五代至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在海外的发现。中央民族大学黄义军教授强调地理空间对制瓷业的影响,她指出,采用人文地理学的视角审视制瓷业,将有可能帮助我们从地理景观、文化区、人地关系、区域与系统等角度为陶瓷研究开辟新的天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鑫博士在回顾北朝时期陶瓷发展研究史的基础之上,指出目前北朝陶瓷研究的基本议题主要包括产地、属性判定、编年建立及技术传播、革新与交流等。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博士候选人徐文鹏在研究爪哇海沉船出水青白瓷的基础之上,对便携式X荧光光谱仪(PXRF)检测瓷器产地的方法进行了探讨。根据检测检验结果,他认为PXRF有利于快速准确地判断产地,但也需要建立和完善窑址数据库,为检测结果提供参考。


    生产之路

    第二单元“生产之路”以窑址发现和陶瓷生产过程中涉及的问题为主要讨论内容。北京大学秦大树教授介绍了2014年景德镇御窑厂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他指出,这次发掘清理了从元代到清代前期的地层,各时期地层叠压关系明确,时代基本连续,为进一步探索御窑厂各时期的生产情况奠定了基础。从出土遗物情况来看,明代初年御器厂的建立,并未选择一处生产水平高超的制瓷作坊作为基础,而是在一个普通的制瓷作坊所在地建立了官作。在以往研究基础之上,结合此次发掘证据,他认为明代御窑厂的始建年代最有可能是洪武三十五年,并提出嘉靖万历时期是明代御窑厂生产模式的转变时期,而天启、崇祯时期则是明代御窑厂生产性质的转变时期。福建博物院栗建安研究员回顾了30多年来福建漳州东溪窑的考古发现,指出东溪窑碗窑坑窑址群包含有南宋、元代、明代晚期、清代中晚期的窑址,东溪头窑址群包含了明代晚期、清代早期、清代中晚期的窑址。其产品在南宋、元代主要是白瓷;明代晚期之后以青花瓷为主,清代中期之后产品还包括白瓷、单色釉瓷以及五彩、粉彩瓷等。东溪窑的产品远销东亚、东南亚各国,其窑炉技术对周边窑场及日本窑场均有影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谢西营介绍了浙江省目前所见的年代最早青花瓷窑址——开化龙坦窑址的发现。从窑址所见遗物来看,这一窑址的生产至少可追溯至明正德年间。他认为,龙坦窑址所见的窑炉遗迹、众多青花瓷片特别是带款瓷片等遗物窑址的发掘,为探索浙江地区青花瓷窑业的起源、窑业技术来源以及“青花浙料”等相关问题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资料。

    与第二单元前三位学者对陶瓷生产地新发现的介绍不同,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两位学者的演讲偏重于器物生产过程中文化与技术因素的互动。刘净贤博士对元龙泉窑瓷器的仿金银器因素进行了探讨。她指出龙泉窑仿金银器青瓷的器形在元代种类大增,反映出金银器在元代地位的相对上升,体现了陶瓷器对“高贵材质”器物的追模。元代龙泉青瓷模仿金银器元素的增多,与其装饰技法的全面兴盛和地缘优势有密切的关系。翟毅博士在比较了中国陶瓷体系和伊斯兰陶瓷体系后指出,12至15世纪西亚-北非仿青瓷釉陶的形态外观直接受到龙泉青瓷的影响,但在制瓷技术上仍遵循西亚-北非传统釉陶制作工艺。伊斯兰釉陶在接纳龙泉青瓷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亦有创新之处。


    流通之路

    第三单元以“流通之路”为主题,以陶瓷产品的国内流布与海外行销为主要探讨内容。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彭善国以渤海国遗址的出土资料为中心,探讨了东北亚8至10世纪的陶瓷交流。他对渤海国遗址出土的低温铅釉陶器和高温釉瓷器分别进行分析后指出,东北亚地区的低温铅釉陶器应存在着输入、仿烧、原料交流等互动形式;渤海国遗址出土的高温釉瓷器均来自内地,同时与日本、统一新罗等地有所关联。在这一案例的分析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提出,“陶瓷之路”并非单一的产品传播路径,而应当包括产品、技术、原料、艺术等诸多层次的线索。《故宫博物院院刊》主编项坤鹏结合史料和东南亚出水沉船及相关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对9至10世纪中国陶瓷的外销路线进行了分析,认为9世纪前中期在东南亚可能并不存在中转港;9世纪末,在黄巢攻掠广州之后,东南亚中转港才得以逐渐形成,其地点很可能是文献记载的“箇罗国”。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江建新所长根据有关文献与御窑厂遗址出土明初陶瓷遗物,认为入明以后朱元璋从蒙元政权手中接管了浮梁瓷局,于洪武二年设厂烧造,与此同时便有了外销瓷的生产。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高潮的到来,而景德镇明初官窑青花瓷则是这一交流中的主要载体。

    北京大学陈冲博士的研究聚焦于沉船所见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瓷的年代。她首先检讨了民窑青花瓷的方法论,认为具有“组合”关系的遗迹单位以及器物各项要素的“组合”信息能够较好地推动这一研究。她把具备地层关系的遗迹单位与沉船资料进行对比,结合绘画资料,将沉船出水民窑青花瓷分为明代早、中、晚、末四个历史阶段,并总结了各段特征,进而提出对物质文化动因与层次的分析应从生产端与消费端两方面着手。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辛光灿博士对前殖民时期新加坡的中国外销瓷研究进行了介绍。她以中国的陶瓷贸易作为主线,对元明时期的中国以及满者伯夷国两地所见的中国陶瓷进行了对比研究,借由生产地与消费地情况的对比,勾画了14世纪大致的陶瓷外销路线,阐释了海洋贸易对东南亚城市化进程,特别是新加坡等港口城市兴起的重要作用。


    演变之路

    第四单元“演进之路”聚焦陶瓷在流传过程中的演变、发展和在消费市场的使用情况。深圳博物馆副馆长郭学雷以新安沉船发现的黑釉瓷及相关遗物为中心,探讨了元朝及镰仓时代茶文化的变化。在充分分析新安沉船货物主人、船上茶器产地的基础上,他结合中日两国的时代背景,对当时茶文化的变迁进行了描绘与分析。他以洪塘窑丁香罐等器物在日本茶文化中的功能变化为例指出,中国陶瓷在进入日本市场后,应发生了本土化的过程;当时存在着日本寺院在中国订制瓷器情况;中国同时也出现了可能主要供应日本市场的窑场,如茶洋窑;所谓“福州窑”在日本茶道界颇负盛名,应与日本市场的需求和福州港特殊的地理位置相关。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袁泉从韩国崇实大学一件被定为“圣母玛利亚”的小型陶像开始,基于文物资料和历史文献的综合整理认为,崇实陶像“一母九子”的图像仪轨,实为唐至宋辽金时期鬼子母尊像的常见表现模式。在此基础之上,她进一步考证这一陶像制作年代的上限应为11世纪末到12世纪前中期,并对此类陶塑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分析。

    黄堡-耀州窑的兴盛代表了“南青北传”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而天青釉瓷则是这一过程中的代表性产品。陕西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小蒙对耀州窑的天青釉瓷器进行了分析。基于考古发现与科技分析,她指出,白胎青瓷中的天青釉瓷占比最高,是耀州窑天青釉瓷的主力军。而白胎天青釉瓷胎釉成分特殊,表明这类器物的制造应是时人刻意追求的结果。根据已有各纪年器物的发现情况,她认为黑胎天青釉瓷的流行年代始于10世纪初,至11世纪初仍有生产;白胎天青釉瓷生产年代据类型学分析或可早至五代末年;浅灰胎天青釉瓷则均在北宋建立之后。景德镇学院汪凌川副教授在回顾十八世纪中西制瓷业的发展特点之后,从科学技术、艺术水平、社会文化三个方面对中西制瓷业的变化予以分析,并特别强调了现代商品经济和生产管理模式对于制瓷业发展的影响。

    论坛的每一单元均设置有两轮讨论,与会学者对发言者的各项议题进行了热烈而充分的探讨。论坛闭幕上,栗建安研究员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首届“陶瓷之路——陶瓷考古新发现与新研究”京师论坛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为陶瓷考古等相关方面的研究和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次论坛与会学者构成多元,搭建了老中青三代学者的沟通平台,并将来自各个陶瓷考古重镇的代表汇聚一堂。论坛报告关注的议题范围广阔,从地区上看,涉及中国及周边其他地区;从材料来看,涵盖了最新的陆上、水下发掘资料;从涉及问题的层次来看,既有宏观层面的探讨,涉及全球贸易体系,又有微观层面的观察,从一两种器物入手,以小见大;从研究视角来看,既有历史地理的全新视角,也有宗教信仰精神的升华,还有对物质生活史变迁的关注。很多报告对以往的认识形成了冲击。相信这次论坛的举办,必将推动陶瓷考古研究的进步。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文物信息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