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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产保护

    运河会馆——大运河商业文化的活化石

    发布时间:2018-12-07姜师立


    作为人类遗产,大运河不仅是规模庞大的航运工程体系,同时又是规模巨大的文化遗产廊道。从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到元明清大运河贯通,再到近代,运河沿线一直是中国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是中国商业最活跃的地区,大运河商业的兴盛造就了丰富的运河商业文化,同时也在大运河沿线留下了运河商业文化的活化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运河会馆。

    图二临水而建的聊城山陕会馆_meitu_10.jpg

    聊城山陕会馆

    大运河会馆产生的历史条件


    要讨论大运河会馆,首先要了解它产生的历史条件与原因。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确保粮食运输(“漕运”)安全,以达到稳定政权、维持帝国统一的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和管理的巨大工程体系。它实现了在广大国土范围内南北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图一盐商老宅记录着运河的商业繁荣_meitu_18.jpg

    盐商老宅记录着运河的商业繁荣

    农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古代中国几乎各个地域文化都因此呈现出农业文明的厚重垒积之状。但是,运河区域文化却是一个例外。大运河作为我国古代贯通南北的唯一交通大动脉,不仅促进了我国古代经济发展,而且吸纳沿线各地独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明成果,积淀形成了内涵深厚、千姿百态的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交流。大运河首先是为了漕运的目的而修建的,大运河的原始功能是运输,而货物运输与人的流动,带来了文化的交流,这才有了大运河文化。因此,区别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大运河文化不单是一种乡土文化,而是一种以交流、开放、融合、进步为特点的商业文化。

    大运河会馆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大运河商业文化。大运河商业文化造就了运河边众多商业城市。尤其在宋朝有“天下转漕,仰此一渠”之说。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扬州作为中国运河时代商业文明的代表,在古人众多的古诗词中可以找到佐证。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甫的《解闷十二首》:“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都说明了扬州的繁华。像扬州一样,苏州、杭州、开封、淮安、临清等一个个运河的商业城市都留下了众多的商业遗存:运河码头、运河钱庄、运河当铺和运河钞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运河会馆。

    什么是会馆?会馆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会馆是外来人口的民间组织,是地缘共生的乡土关系在异地的维系纽带。会馆原本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旅居异地的同乡人在一个城市共同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业聚会、祭祀,甚至寄寓之用的馆舍。二是指同业或同地域的商人相聚议事、交易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会馆是同一地域的商贾交际聚会的重要场所,亦称公所、同乡会等。本文讨论的会馆是第二种含义的会馆,即商贾交际的场所。

    因此,大运河会馆的形成原因是河运发达带来的商业繁荣,商贸兴盛,商家云集,商事众多,同一地域或同一行业的商人需要一个载体相聚议事、交易,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大运河会馆应运而生。


    大运河沿线会馆介绍


    大运河沿线会馆众多,时至今日,中国大运河著名的商业城市都有会馆遗存。北京有湖广会馆,天津有闽粤会馆,聊城有山陕会馆,开封有山陕甘会馆,淮安有润州会馆、江宁会馆,扬州有岭南会馆、四岸公所、湖南会馆、山陕会馆,苏州有全晋会馆、潮州会馆,杭州有绸业会馆,宁波有庆安会馆。

    图四宁波庆安会馆内的戏台_meitu_16.jpg

    宁波庆安会馆内的戏台


    重要运河商业城市的运河会馆

    图十大运河沿线重要会馆遗存_meitu_15.jpg

    北京的会馆。北京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也是迄今知道的运河沿线最早的会馆。明清两代北京会馆繁荣:“各省争建会馆,省设一所、府设一所,甚至大县亦建一馆,大小凡四百余所。”据统计,到民国时期北京尚存会馆402所。现存北京十大会馆遗存分别是:安徽会馆、湖南会馆、湖广会馆、绍兴会馆、中山会馆、贵州会馆、阳平会馆、江州会馆、浏阳会馆、晋冀会馆。

    天津的会馆。天津最早的会馆是闽粤会馆,后来出现山西等地商人公建的山西会馆,当然更多的是大运河沿线城市商人按地域而建的会馆,如河南会馆、安徽会馆、江苏会馆、浙江会馆等。

    扬州的会馆。历史上的扬州,因为大运河与长江在此交汇,盐商聚集,富甲天下,各地富商云集此地,建了不少商会和会馆,如岭南会馆、安徽会馆、旌德会馆、徽州会馆、江西会馆、湖北会馆、湖南会馆、陕西会馆、浙绍会馆、四岸公所、钱业会馆、新安会馆、场盐会馆等。如今扬州古城内星罗棋布的一座座铅华洗尽的百年老屋,见证着当年的商旅如织,帆樯如林,车马如龙。

    图五扬州四岸公所_meitu_17.jpg

    扬州四岸公所

    图八扬州岭南会馆的利用_meitu_9.jpg

    扬州岭南会馆的利用

    淮安的会馆。明末清初,山西、陕西、安徽、江西、福建等省大批商人,纷纷来淮投足盐业,并逐渐定居淮安。到了乾嘉时期,生意鼎盛,商人日益增多,为了联络乡谊,进行商业竞争,他们建立了很多会馆。润州会馆位于淮安城西东枚里街,清嘉庆年间镇江商贾出资公建,现存青瓦砖房多间。今为淮安市文物保护单位。

    苏州的会馆。苏州现存十大会馆,分别是全晋会馆、嘉应会馆、潮州会馆、盛泽济东会馆、山塘冈州会馆、陕西会馆、汀州会馆、安徽会馆、显子巷安徽会馆分馆、常熟徽州会馆。

    杭州的会馆。杭州的会馆比较独特,有很多行业会馆,如杭州钱业会馆、杭州丝绸会馆。


    大运河会馆的特点

    依水而建。运河边的城市水运发达,商业繁荣,做生意主要靠水运,因此,各运河城市的会馆主要是建在水边,与水运密切相关。如著名的聊城山陕会馆就建在南运河边,扬州明清古运河边的南河下有个会馆群,现存10处会馆遗存,分别是岭南会馆、湖北会馆、湖南会馆、浙绍会馆、四岸公所、旌德会馆、盐务会馆、微州会馆、钱业会馆、厂盐会馆。苏州平江路作为大运河历史街区有个会馆弄,全晋会馆就坐落在这里。运河古镇窑湾镇上也有山西会馆和江西会馆。宁波的庆安会馆就建在中国大运河的入海口——三江口,同时又与海运文化相结合,供泰海运之神妈祖,成为妈祖庙。

    以地域而建。如上文所说,会馆大多数是同一个地域的商人出资公建,大运河会馆的地域性特征十分强烈。运河沿线很多城市都有山西会馆、全晋会馆、岭南会馆等,湖广会馆在北京、天津等运河城市都有。还有一种情况是多个地区商人共建一个会馆,山陕会馆作为山西和陕西商人的会馆,运河沿线多个城市都有,如聊城有山陕会馆,扬州有山陕会馆,开封还有山陕甘会馆。扬州四岸公所则是指清、民国初期湘(湖南)、鄂(湖北)、赣(江西)、皖(安徽)四省盐务通商口岸联合办公之所。

    以行业而建。还有一些会馆不是某一地域的商人公建的,而是某个行业的商人出资公建。如扬州有厂盐会馆。扬州盐商分场商、运商、食商三类,分别从事产盐、运盐、销盐业务。因此,在扬州还有一个盐务会馆。扬州市广陵路上还有一个钱业会馆,成为清末民初扬州钱庄行业发展的历史见证。还有宁波人在扬州办的银楼会馆。天津有浙江的纸帮会馆、商船会馆。杭州还有绸业会馆。


    大运河会馆的保护与利用

    大运河会馆的保护

    中国大运河沿线众多的文化资源,有运河沿岸各种文化节庆及带来的品牌符号,有各地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天津的杨柳青、嘉兴的灶头文化等。在千余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大运河孕育出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形态和景观,且不说其漫长的河道、无数的码头、船闸、桥梁、堤坝等水工遗产,就是沿岸的衙署、钞关、官仓、会馆、庙宇和驿站这些附属和相关遗产,也都可以为运河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提供重要的资源、灵感与思路。

    那么,包括会馆在内的大运河遗产怎么保护?国家文物局2014年9月在扬州召开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会议时,提出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必须坚持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在运河会馆保护中同样适用。

    一是坚持整体性保护原则,保护大运河遗产就必须将包括会馆在内的构成大运河遗产的各类历史文化和生态环境要素进行整体保护。那么保护会馆就是既要保护会馆这一物质形态的建筑,也要保护精神形态的会馆文化,包括会馆的制度和会馆发展的历史痕迹等。

    二是做到保护与利用相统筹。目前,大运河沿线还有很多会馆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长此以往,运河会馆势必如同无渊之鱼,面临无人问津、日渐衰败的威胁,失去保护传承的机会。作为建筑遗产,大运河会馆必须利用起来,如果不用,建筑年久失修,最后都会倒塌。扬州岭南会馆利用为民居客栈,有效地保护了会馆遗产。从扬州的大运河建筑遗产来看,盐商住宅的保护情况普遍好于会馆,原因是盐商住宅在解放后一般都是一个单位或一个家庭在使用,近几年又及时地作为展示场所对外开放,大多数成为国保或省保。而会馆因为是公有资产,解放后住着众多房客,乱搭乱建情况严重,安置难度大。政府如果辟作对外展示场所所需投入大,因而一年比一年更破败。因此,大运河会馆需要及时而适度地利用起来。

    三是保护要坚持惠及民生。大运河会馆保护,应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充分听取和吸纳遗产地当地社区和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满足其正当利益诉求。不能为了搞开发或打着便于后期管理的旗号进行大规模拆迁、搬迁,要尊重当地民众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避免把“活的”遗产变成展品。同时,各地要继续在涉及大运河会馆遗产保护整治的项目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在保护会馆等运河文化遗产时,必须保证居民的生活,让居民活的更有尊严。如果居民不愿意搬迁,或暂时不具备搬迁条件,扬州的做法是一方面“跳出古城建新城”,在古城保护中充分保留居民的生活状态和历史印迹,使运河遗产的历史风貌得以完整保留,而且历史文脉得以延续。另一方面,通过对历史街区的建筑进行生态化改造,解决通水、通电和污水管道难题,解决停车难题,通过改造会馆等历史建筑的生活设施,如装自来水,改造电力线路,提高消防水平,从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让历史街区的老建筑宜居宜游。扬州该项目曾获得联合国人居奖。这对运河沿线会馆的保护都有启示作用。


    大运河会馆的合理利用

    大运河文化是一种“活态的、线性的文化遗产”,它具有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千余年来大运河是因其不断的创新变化而成就了运河沿岸的文明。因而在继承前人留下的会馆遗产同时,有责任进一步研究大运河会馆文化,挖掘其深厚内涵,发展文化产业,为后人留下经过创新的“文化遗产”。只有这样,才能使古老的大运河商业文化焕发生机,创造出新的文化形象和符号。

    图七 会馆旅游将会成为大运河旅游的一个新增点_meitu_13.jpg

    会馆游成为大运河旅游的新亮点

    运河沿线城市可以根据大运河会馆的特点和遗产地实际情况,探索大运河会馆展示利用的具体形式、手段和做法,要争取把所有的大运河遗产都充分、合理地利用起来,并且用好、用活,充分发挥遗产传承文明、教育公众、促进发展、改善民生、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积极作用,以展示利用反哺遗产保护,使大运河真正成为沿线城市的新形象、新亮点。

    图九开封山陕甘会馆已成旅游热点_meitu_11_meitu_19.jpg

    开封山陕甘会馆已成旅游热点

    目前大运河会馆遗存的利用主要有三种尺度,一是延续原有功能;二是贴近原始功能;三是更新改造成其他功能。这三种利用模式各有千秋。

    第一种利用模式。会馆原有功能是商人聚会议事之处,现代商业也十分发达,运河沿线各个城市也成立了众多的地方商会,比如温州商人在全国各个城市都有商会,还有台州商会、福建商会等。前几年,扬州温州商会的会长与文物部门商量将会馆租给他们作为商会办公、聚会场所使用,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利用方法,但因为所有权问题没有谈成。

    第二种模式,贴近原始功能,利用为文化展示场所。这种利用模式可以让空间形态保护与历史文脉传承相结合。对于素以商业繁华著称的运河城市来说,众多的会馆不但记录着它开放的历史,展示着它多元的文化,也是对后人进行人文关怀的教材。比如,天津广东会馆建筑被改造成戏剧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专业戏剧博物馆;苏州全晋会馆建筑也被改造成昆曲博物馆;宁波庆安会馆成为民俗博物馆和航海文化的展示场所;聊城山陕作为戏曲文化展示场所;北京湖广会馆改为戏曲博物馆,后来又作为著名的德云社演出的场所。其实会馆在过去就曾作为演出场所。清代,洪升的《长生殿》曾在虎坊桥的孙公园即后来的安徽会馆戏楼演出,轰动一时。扬州让剪纸、玉雕等非遗项目走进会馆,做到活态保护,在会馆这一物质遗产中展示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这种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增添新的功能模式,还可以在会馆中开设中医馆、书场,举办书法绘画培训班等。

    第三种模式是更新改造后的创新利用,即将会馆作为现代商业场所利用。扬州岭南会馆被利用为民宿。会馆周边的民房作为客房、厨房等生活场所。会馆历史建筑本身作为旅客休闲,体验传统文化的场所。既不破坏文物,又使会馆得到合理利用。还可以将会馆利用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发展运河文化产业,如创意文化、公共文化、咖啡馆等多种经营模式,让会馆成为运河文化产业的摇篮。要注意的是,这种利用不能过分商业化,特别是不能对文物造成破坏。

    开发大运河会馆旅游品牌。通过整体规划设计大运河会馆旅游,将大运河沿线的会馆游打造成一个特色旅游品牌。会馆游可以通过在会馆设立解读牌,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地展示会馆历史演变及其真实性、完整性和突出普遍价值,让市民和游客了解并尊重悠久地大运河文化,使古老的会馆文化继续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也可以像扬州一样在会馆中展示扬州盐商生活,通过互动的形式,让民众了解大运河,了解会馆文化。通过适度开发大运河会馆旅游资源,下江南游运河、看会馆将成为新的旅游热点。

    大运河会馆遗产利用还要把握三个原则:一是要以保护为前提。任何一项利用都不能破坏遗产、损害遗产,要做到最小干预,尽可能创造有利于保护的环境条件。二是大运河遗产展示利用要建立在对大运河历史、整体价值的深入研究、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要突出大运河遗产整体价值和功能特点,增进公众对大运河内涵的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三是大运河遗产展示利用工作还要做到以服务公众为目的。应尽最大可能将大运河资源向广大公众开放、展示,通过展示利用传递历史文化知识,丰富大运河沿线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对大运河会馆的研究刚刚起步,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大运河会馆价值的挖掘和提炼,作为运河学的一个分支去研究。已故的罗哲文先生提出将中国大运河的研究工作提升到“运河学”高度来认识,建立一门全新的“运河学”学科。在中国,敦煌学、长城学以及对丝绸之路的系统研究都呈现出新气象,但从文化遗产角度对运河进行挖掘和提炼还比较薄弱。运河沿线各地和社会各界可以从研究运河商业文化及运河会馆入手,加强对大运河文化的研究,对大运河会馆价值与精神内涵作深度梳理与挖掘,形成一批论文、丛书等研究成果,从而推动运河学的建立。

    大运河是一条积淀丰厚的文化遗产长廊,沿线文化遗存众多,切实保护和传承好大运河会馆文化,不仅具有丰硕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具有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

    中国文物信息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