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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1 四川渠县城坝遗址

    发布时间:2019-01-14


    发掘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城坝遗址位于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土溪镇,处于渠江的二级阶地,遗址面积567万平方米。是川东地区目前尚存的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200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首次考古发掘,2006年5月,经国务院核定公布其为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11月,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十三五”期间重要大遗址名单。

    为进一步探索川东地区的巴文化,了解巴文化融入汉文化的过程及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与管理情况。2014年至201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渠县历史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五年系统性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发掘面积共计4000平方米,已清理各类遗迹438处,主要包括墓葬44座、水井11眼、灰坑331个、城墙2段、城门1处、房屋基址4座、沟37条、窑6座等,并出土大量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遗物,取得重大收获。现将主要收获简介如下:

    一、 经过5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关键节点的考古发掘,基本厘清了城坝遗址各个区域的功能分区,即由城址区、津关区、一般聚落区、窑址区、墓葬区、水井区等部分组成。并初步构建了遗址自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年代序列。且布局如此清晰,遗迹现象众多,保存如此完好、内涵如此丰富的汉晋时期遗址在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也较为少见。

    二、郭家台城址处于城坝遗址的东北部的三级阶地上,平面略呈方形,但东北部城墙因地势原因而向内曲折。南北长约260米,东西最宽处约240米,面积近5万平方米。“郭家台城址”保存较完好、结构较完整、布局较清晰,城址由壕沟、城墙、城门、大型建筑、街道、车辙、窖穴、灰坑等部分组成。

    1.城壕:处于城墙外,通过对西城墙外壕沟的发掘,发现其剖面呈倒梯形,宽超过10米,深约3米,壕内上部填有包含大量瓦片的黑灰色土,土质较疏松,下部为一层淤泥,包含物较少。

    2.城墙:从前期调查和勘探的结果来看,城墙完整闭合,其墙体残宽约4~18米,部分城墙暴露于地表,残高约1米。通过对城墙的解剖,对城墙结构及夯筑方式已基本明晰。城墙两次夯筑痕迹明显,早期城墙采用版筑技术,夯层厚度0.1-0.2米,部分区域夯窝明显。晚期城墙系在早期城墙的内侧或外侧堆筑包含有大量瓦片、石块的灰黑土。

    3.城门:目前仅发现西城门,位于城址的西南部,整体呈长方形,东西向横截城墙夯土,方向与城墙垂直。城门经过三次修筑,痕迹明显。早期城门与早期城墙修筑年代一致,仅存门槛石。中期城门系用条石做石地垘,其上用木地垘,木地垘上留有排叉柱的孔。其结构应为木构排叉柱。长约17、宽约4米,门内北侧埋有一条用砖砌筑的暗渠,暗渠直通西部的壕沟,暗渠上部使用高质量的夯土,夯土上部使用厚约3厘米的烧结面作为中期道路,入口处残存有门槛石和石门砧。晚期城门叠压于中期城门之上,东西长13.5、南北宽4、残高1.6米。门墙使用不同纹样的花纹砖砌筑而成,其构筑方式应为木构排叉柱砖砌门洞的形制。晚期城门内的中部同样有一条左、右侧壁用石条,上部以砖为盖的暗渠,直通西部的壕沟,暗渠上部垫有厚约0.35米的红烧土路面。

    5.西城门_meitu_101.jpg

    西城门

    6.木构排叉柱砖砌门洞局部_meitu_102.jpg

    木构排叉柱砖砌门洞局部

    4.街道:与城门相接,其西略窄,东部较宽,南北两侧均有用条石构筑的建筑基址。已揭露的街道长约37、宽10-12米。其中部略高,南、北两侧略低,且两侧靠近南、北两侧的主要建筑处还设置有雨水沟,街道中部发现三道车辙印,宽0.15-0.35米,车辙之间的距离约为1.4米,内填小石块、碎瓦片构成的黑灰土。

    7.城内建筑及街道_meitu_103.jpg

    城内建筑及街道

    5.大型建筑基址:位于街道的左、右两侧,均系用条石围砌做基础。其中南侧建筑基址(编号为F3)的西部乃是借用生土整修成的平台,东部因地势较低,用黄褐色土夯平与之相连。形成了一个长超过30、宽约8.5米的大型建筑基址。F3的南侧还分布着水井、窖穴、灰坑等遗迹,应是附属遗存。而在水井、灰坑中出土有少量的木简,也表明了这一建筑的特殊性,推测可能是衙署或府库一类的建筑。北侧的建筑同样属于高台建筑(编号为F4),已揭露部分平面呈长方形,目前暴露部分长24、宽10米,其东、南两侧可见3层条石围砌的基础,平面上分布着等距的柱础,西部还有一条南北向的排水沟。从高程上看,明显高于南部的F3,也显示了该建筑的特殊性。需要指出的是,城坝遗址内石材建筑材料大量使用,在汉晋城址考古中发现极少,这在中国城建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处于渠江右岸的津关遗址是国内目前仅见的水路关口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的竹木器,尤以大量的竹木简牍为代表。从出土遗物推断,该津关从西汉中晚期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且各个时期的构筑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西汉时期采用干栏式建筑,周边拥有“藩篱”;东汉时期的津关尚不明确,但从勘探的情况推断,其可能存在砖构关门;魏晋时期则采用石墙的形式。该遗存的发现对于了解汉晋帝国的水路关口具有重要意义。

    8.津关_meitu_104.jpg

    津关

    四、城坝遗址目前已出土1000余件战国晚期至六朝时期重要文物,这些发现不仅对于遗址内涵、分期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当地汉晋时期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宝贵资料。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宕渠”文字瓦当及竹木简牍的出土。从文献记载来看,秦灭巴蜀后在川东地区设立“宕渠道”来管理当地的少数民族——賨人。西汉早期,因賨人助汉灭秦有功,而改“道”为“县”。东汉晚期,始设宕渠郡,至魏晋时期,宕渠郡时置时废,文献中对宕渠的位置语焉不详,而10余枚“宕渠”文字瓦当明确郭家台城址就是秦汉至魏晋时期的宕渠郡县所在, 150余枚竹木简牍为我们全面了解汉晋帝国对郡县一级的管理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提供了新的材料。

    16.木牍(2018SQCⅢT6⑨:70)_meitu_105.jpg

    木牍(2018SQCⅢT6⑨:70)

    城坝遗址所处的川东北地区,乃水陆要冲之地,先秦时期以来,这里是多种文化的接触地带,长期存在政治军事上的交接攻伐,在物质文化方面表现出多种文化杂糅的特质。两汉时期,在汉文化的强势介入下,该地区被纳入国家政治框架内,逐渐接受汉文化,早期巴文化传统消亡嬗变,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地域文化。从目前遗址所发现的遗物和遗迹来看,呈现出渠江流域晚期巴文化的复杂性和交融性,以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互动。反映了其特殊的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关系,同时,这些发现对于进一步探讨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及其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材料。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