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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33 重庆忠县临江二队明代炼锌遗址

    发布时间:2019-01-14


    发掘单位: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重庆炼锌遗址群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古代炼锌遗址群,主要分布在重庆市丰都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等地。2013年,“重庆冶锌遗址群”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一直致力重庆炼锌遗址群的相关工作,对其开展了调查、发掘、科技保护等保护工作,进行了文献研究、科技检测、综合考证等研究工作,丰富了对重庆炼锌遗址群的内涵,掌握了其性质、分布、时代、工艺流程等诸多重要信息。  

    3.2018年度西部发掘区全景(北-南)_meitu_161.jpg

    2018年度西部发掘区全景(北-南)

    忠县临江二队遗址属于三峡消落区考古项目,于2008年文物普查时发现,2012年调查初步确认为一处炼锌遗址。为避免反复消长的江水对遗址进一步地破坏,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忠县文物局于2013年、2017年、2018年先后对其进行了3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7000平方米,揭露明代炼锌冶炼场16个,清理包括22座冶炼炉在内的炼锌遗迹300余处,出土以冶炼罐、冷凝窝为主的各类遗物千余件,遗存时代主体为明代中晚期。临江二队遗址的发掘为寻找中国炼锌的起源、深化对明代炼锌技术的认识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考古的发展。

    遗址概况

    临江二队遗址位于重庆市忠县洋渡镇沿江四社,地处长江右岸的二级台地,北濒长江、东临水扬溪、南依缓坡,西距洋渡镇约3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107°56′45.3″,北纬30°08′23.8″,海拔高程 155-170米。遗址所在地势南高北低,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40-60米,埋藏面积约15,000平方米。对遗址进行的3次考古发掘表明,临江二队遗址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炼锌遗址。

    5.十四、十五号冶炼场_meitu_162.jpg

    十四、十五号冶炼场

    6.4号冶炼炉三维照片_meitu_163.jpg

    4号冶炼炉三维照片


    12.117号坑(储料坑)_meitu_164.jpg

    117号坑(储料坑)

    发掘收获

    临江二队遗址为复原明代冶炼炉的形制、研究炼锌工艺流程提供了实物材料。单质锌作为古代常用金属中最晚被冶炼成功的一种,其冶炼过程、冶炼炉的形制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明末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中关于用泥罐“开炼倭铅”的记载和配图,是我国有关炼锌技术的最早记载。临江二队遗址共清理冶炼炉22座,其中4座保存十分完好,可通过其复原明代冶炼炉的形制、结构。冶炼炉平面为长条形,由炉床、炉室两部分组成,通长8-14、宽1-1.5、高0.7-0.8米。

    17.已使用的冶炼罐(明)_meitu_165.jpg

    已使用的冶炼罐(明)

    炉床  以纯净粘土垒砌于生土或废弃炼炉炉床之上,表面平整光滑,平面呈长条形,剖面呈下宽上窄梯形。炉床表面受热辐射形成的砖红色烧结面,厚约0.1米;辐射剖面略呈“U”形,色深自中上部向下及两侧渐淡,最厚可达0.6米。

    炉室  砌筑于炉床上,由炉栅、侧墙、端墙组成,平面呈马槽形,剖面呈上宽下窄的梯形。炉栅32-61列不等,平行排布于炉床之上,底层多以汉代花纹砖单层侧立砌筑,上砌薄片状土坯砖,表面及缝隙敷泥。炉栅长度较炉床稍窄,间距0.13-0.18米不等,构成通风口、出渣口。炉栅上垒土坯砖侧墙,内壁斜直,两壁间形成上窄下宽梯形火膛,下与通风口相通。端墙位于炉床两端,用土坯或石块直接构砌在炉床上。

    此外,炼炉两端或两侧一般均分布有圆形柱洞,柱洞内残留少量朽木,据此推断应为搭建炉顶棚所用。部分炼炉地势较高的一侧、与冶炼炉平行方向,有长条形小沟用于排水。

    临江二队遗址为研究明代炼锌冶炼场的选址、功能分区、生产规模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遗址北面临江,东西两侧有冲沟,从选址上充分考虑到了炼锌所需的原料、燃料及产品的运输问题,同时利于冶炼过程中的取水。此外,遗址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堆放原材料和倾倒大量的冶炼废弃物。并且,遗址所在地处于长江弯道,长江流向由西南急剧转为北偏东,江面随之变窄,为遗址提供了充足的自然风。

    单个冶炼场内可见原料填装和冶炼生产两大环节。锌原料装填有关的遗迹主要有储料坑、拌料坑、储罐坑等;冶炼生产的核心遗迹是冶炼炉,其方向与其所在台地等高线方向相同或相近,从而便于利用地形坡度进行自然抽风。冶炼炉四周分布有堆煤坑、拌煤坑、蓄水坑、拌泥坑等遗迹,以供冶炼时进行取煤、拌煤等操作。此外,遗址内还有建筑遗存,根据房内遗迹判断其为临时存储的可能性较大。

    临江二队遗址共清理冶炼炉22座、配套遗迹300余处,分属16个冶炼场,是我国目前所见规模最大、时代最早的炼锌遗址。

    临江二队遗址为探索中国炼锌的起源,研究中国炼锌技术的传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遗址出土遗物以冶炼用的冶炼罐、冷凝窝为主,还有青花瓷碗、盘、盏等。部分瓷器底部有“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成化年造”、“丛菊斋”等款识。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炼炉配套的柱洞内出土木屑进行了碳14年代测定,其年代为485±20BP,树轮校正年代为1420-1440AD(68.2%),1410-1445AD(95.4%)。结合出土遗物和碳14测年数据,遗址年代为明代中晚期。传统认为,我国单质锌始炼年代为明代晚期,并在清代进行大规模生产,甚至远销日本、欧洲等地。临江二队遗址的发现表明,我国早在明代中期就大规模地开展单质锌冶炼活动。因此,临江二队遗址为探讨中国单质锌始炼年代问题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证据。

    湖南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是我国清代炼锌遗址的代表,其选址体现了“以炉就煤”的生产模式。重庆市忠县临江二队遗址的选址距离矿料、燃料(煤炭)产地较远,而着重考虑锌锭成品的运输、冶炼用水等问题,则体现了不同的选址布局理念。此外,临江二队遗址的冶炼炉、形制工艺流程等也与湖南等地的清代炼锌遗址有所不同,其发现对于全面复原我国古代炼锌技术将起到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研究我国古代炼锌技术的起源、发展和传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