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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

    “内心戏”十足的博物馆策展人如何“讲故事”

    发布时间:2018-01-03吴翠明

    作为一名专业观众,笔者在国内外看过大量展览。作为博物馆人,也参与策划过各种主题的常设展览和临时展览。笔者常常观察国内外的同行是如何做展览的,也常常思考今后我们该如何做展览。学会“讲故事”,是让展览吸引人的重要方法。利用一切合理的展览手段,挖掘、表现文物展品背后关于人的“故事”,包括其时代、地域、活动、思想、情感等信息,使得“物”背后的“人”透过策展人的解读和表述,走到观众面前来,以生动有趣且代入感较强的方式,拉近与观众心灵的距离,让他们对文物展品和相关历史背景产生兴趣,并在参观过程中形成某种观展体验。


    扎实严谨的研究是“讲故事”的前提和基础


    博物馆的策展工作,不是编些“仙人指路”、“望夫石”之类的噱头来吸引人,远比这严肃得多。所谓“讲故事”,其实就是将文物相关的背景信息,加以筛选、编排,用一种尽可能丰富翔实、生动有趣的语言来传达给观众,一切以严谨的研究和考证为前提。

    在和同事筹备“深圳民俗文化”陈列时,曾设计一个反映清代“土牛鞭春”习俗的复原场景。因有文献记载,定方案还是比较顺利的,但在设计县令的动作却很难,对于县令在主持“鞭春”仪式时,是左手扶犁、右手扬鞭,还是右手扶犁、左手扬鞭?很难确定。经过了多番讨论,查阅了大量的历史图像,又访问了深圳本地的老农民,才定下了最终方案。

    在做深圳赤湾天后庙的“辞沙”习俗展项时,查阅到不同文献都提到它使用了“太牢”(猪牛羊)祭祀。但是,到底是大猪还是乳猪、黄牛还是水牛、山羊还是绵羊、生的还是熟的、烤的还是煮的,没有文献会详细描述。然而展览场景复原必须要具象,这就得靠研究者分析当地历史上的环境和物产来推测,就算做不到百分百还原,但必须具有合理性和可信度,经得起推敲和质疑。

    现在很多展览都会使用到音效。“深圳民俗文化”陈列有个展项,是复原深圳观澜古墟,背景音里有一段母子对话,孩子念了一首民谣:“龙岗鸡,大鹏鲍,南头荔枝沙井蚝,石岩沙梨金龟桔,还有深圳云片糕。”通过这首民谣,我们向观众传递了三层信息:第一,深圳历史上曾经广泛流行过这么一首民谣;第二,这首民谣集中反映了深圳的历史名特产;第三,请深圳本地孩子用本地土白话“围头话”来录音,让观众领略深圳本地方言。

    类似例子很多。如果没有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没有严谨的考证,没有扎实的研究做基础,展览做出来往往就会流于表面,深度不够,经不起推敲。我曾开玩笑说,策展人是一群“内心戏”很足的人,有满腹的话一腔热情要向观众诉说,但最后观众能领会的,可能不足十分之一。就像上述的民谣背景音,很多观众都会忽略,但如果有讲解员跟他们点出来,很多人又会恍然大悟,饶有兴趣,成为参观体验中一个亮点。


    技巧、情怀和合理的想象力


    在展览中善用“讲故事”,往往能打动观众,引起共鸣,成为展览的亮点,在观展体验中形成小高潮。一个好展览,陈列语言往往有叙事性,张弛有度,有起有伏,起承转合,高潮迭起,水到渠成,意犹未尽。如何在展览里“讲故事”,该在何处“讲故事”,选什么题材,从哪个视角,采取何种方式,都需要一定的技巧。“故事”讲得太多,会流于庸俗,不讲或者讲得太少,又显得单调枯燥。这需要策展人费煞苦心、匠心独运,但又要追求不落痕迹、恰到好处。

    以深圳博物馆的“深圳改革开放史”陈列(第八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为例,整个陈列大量使用了实物、照片、文件、图表、雕塑、模型、沙盘、油画、视频、投影等展览手段,以史料为主,以宏观叙事为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些史料和数据虽然具有权威性,但往往会比较枯燥,因此,策展人又穿插了几处场景,“讲深圳人的故事”。

    为了反映改革开放初期深圳人的生活,征集了一位从1951年起就在深圳定居的老职工的全套家居用品,在展览中按原貌复原,这些带有七八十年代生活印记的旧家具、旧电器、老物件,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年长观众尤其倍感亲切,很多人在这里驻足、拍照、留念。

    为了反映特区最早的一批建设者基建工程兵艰苦开拓的历史,展览复原了一个工棚,以浪漫主义的艺术创作,生动再现了基建工程兵在窄小的工棚里生活、休闲、娱乐的状况,体现了他们在“人在床上睡,水在地下流”的艰苦环境中豁达乐观的精神面貌,把观众带回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工棚对面,是国贸大厦建设的场景复原,生动表现了开创时期深圳城市建设万马齐嘶的宏大场面,再现了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和那段史诗般的历史。

    这几个“故事”讲得非常成功,它截取了关键历史节点的典型画面,反映的是平凡人在历史洪流中的片段,有故事,有情节,有温度,有情怀,体现出来的大历史情结和小人物光辉,能直击人心,唤起观众共情,在观展体验中形成高潮。

    “讲故事”不仅需要技巧,还需要情怀,研究者要尽量走入研究对象的生活,做口述史研究,做田野调查,做参与式观察,记录他们的故事,了解其经历、思想、情感、愿景。展览毕竟做不到百分百的历史还原,在科学严谨的研究基础上,不妨大胆想象,甚至可以采用一些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只要经得起合理性推敲。


    呈现不同程度的信息让观众自由选择


    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不少策展人有文人审美倾向,喜欢“留白”,对于展览中大量使用文字资料比较排斥,觉得观众会缺乏耐性,嫌烦嫌累,又或者觉得读图时代,应以图片为主,文字尽量简洁。

    这种取向在一定语境中是合理的。但如果太过了,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展览信息不够翔实丰富,该讲的展品没讲透,背景知识没有很好的展开,背后的故事没有充分挖掘,过分讲究“留白”、简洁,有时会给人简陋的感觉。其实并不是策展人偷懒,在策展过程中,我们会收集大量的资料,在编排过程中进行取舍,最后呈现给观众的,由于种种现实的限制(比如展览空间局限,经费问题,“留白”、求简的策展取向等),可能只有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参观过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文化博物馆、香港科学馆的一些历史文物类、古代艺术品类的展览,尤其是一些很成功的大展,发现香港同行在展览里呈现出来的资料要丰富得多,他们不怕观众嫌烦或者视觉疲劳,有时候信息量甚至可用“铺天盖地”来形容。笔者的第一个感觉是香港同行可能在研究工作和资料储备上比我们更用功。

    还有一个妙处是看多了香港的展览才慢慢体会出来的。那就是,香港的同行们不会过低估计观众的接受程度,所以尽可能翔实全面的把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不同深度的信息展示给观众,让观众自己选择。观众的受教育程度有高低、兴趣偏好不一、审美取向有异,但这样“做多”比“做少”有个明显的好处,观众具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而“做少”的展览,却剥夺了有较高需求的那部分观众获得更多更深的展览信息的权利。部分策展人自以为是的“深入浅出”、“去繁就简”,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一种“就低不就高”的傲慢与偏见。

    当然大量的资料堆砌也会影响观展体验,看展览如果信息量太大,不光腿累,眼睛也累,脑子也累。香港同行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据我观察,他们就是采用了丰富多样、富于变化的多种展示手段来解决的。不同类型的、不同主线的、不同脉络、不同层次的信息,采用不同的展览语言、不同的格式、不同的模块、不同的设计进行合理编排,多而不乱,繁中有序。另外在声光电、视频、视觉艺术、参与互动设计上也多做文章,不断刺激观众的兴奋点,激发他们的兴趣点,使得观展体验既新奇生动有趣,又能全方位多角度吸收展览信息。看完一个展览,就算没有讲解,观众也能通过展厅的陈列,对整个展览和涉及的历史背景有完整而清晰的印象。(上)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