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正式启动。牛河梁、马鞍桥山等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近年取得了新的重要收获。结合多年来对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的探索，现简要谈谈红山文化与红山文明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助力“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的研究。
第一，关于红山文化的年代跨度问题。红山文化到底有多“长”，以往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自早至晚经历了1500年的时间。在发展阶段上，不论是“两期说”“三期说”还是“四期说”，多是较为宏观的认识，而少见更微观一点的探索。其实，通过对“老材料”的再分析，结合不断出土和公布的“新材料”，我们对红山文化时间长度的确认和年代刻度的划分，是完全可以再细致一些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红山文明出现的准确时间节点问题。笔者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各自分立的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实际上应该是一体的考古学文化，即“小河沿文化”的早中期和红山文化的中晚期是年代相互对应、分布范围一致、材料性质有别、文化属性相同的“大红山文化”遗存。小河沿文化的晚期才是“大红山文化”的末期。将“小河沿文化”纳入红山文化的范畴之后，不仅填补了红山文化进入到文明社会时期缺少平民墓地和聚落材料的空白，也将整个红山文化的年代跨度向下拉长了约500年，即从原来学界公认的前后持续1500年左右，拉长至距今6500-4500年的2000年左右。与之相对应的是，开始于红山文化晚期前段（以原红山文化晚期和小河沿文化中期为代表）的红山文明或称红山古国，也由原来的距今5500-5000年，延长到了距今5000-45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后段（以原小河沿文化晚期为代表），前后两段共经历了长达约1000年的时间。如此，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本身的“轴线”更长了，内涵更丰富了，与后来本地区进入夏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明之间的亲缘关系，更加明晰了。
第二，关于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问题。红山文化究竟有多“广”，以往有人划得偏大，有人划得偏小，至今没能形成共识。分析其原因，问题主要是出在对红山文化典型器物组合和基本特征认识的不同。接下来，必须直面问题，开展更深入的研究，从红山文化早期（距今6500-6000年）、中期（距今6000-5500年）、晚期前段（距今5500-5000年）、晚期后段（距今5000-4500年）四个不同阶段入手，逐一地进行地方“类型”的探索。红山文化的地方类型究竟有哪些？每个类型的分布范围和代表性器物是什么？以哈民忙哈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到底能不能纳入红山文化的范畴？这些问题不解决，红山文化先民的属地范围和活动空间就无法确定，从红山文化跃升到红山文明或红山古国的核心区域亦说不清楚。
第三，关于红山文明的时间和标志问题。红山文明到底有多“久”，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红山文明出现的时间，即红山文明是在红山文化发展到哪个具体阶段出现的？什么时候结束的？二是红山文明形成的标志，代表红山“文化”进入到红山“文明”的具体物质载体和文明符号究竟有哪些，这些代表红山文明出现的各类标志是逐步形成的还是同时出现的。不把红山文明本身及其“前身后世”研究明白，就很容易混淆“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的区别，混淆红山文化出现和延续的时间范畴与红山文明形成和延续的时间范畴。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全面分析和重新认识处在红山文化晚期前后两个阶段上的新、老两方面考古遗存。
第四，关于红山文明的材料和辨识问题。红山文明究竟是啥“样”，从目前的发现看，多数学者认为能够反映红山文明面貌的是以牛河梁、东山嘴、半拉山等为代表的高等级贵族或上层社会的墓葬类和祭祀类遗存，同时期普通阶层民众的生活居址和墓葬尚未发现。可以想象，只有前者、没有后者的红山文明社会肯定是不存在的，因此以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为代表，当前工作的关键和重点就是加大力度寻找红山文明时期的普通聚落。与此同时，也不应忽略另外一种可能，即红山文明时期普通民众的生活遗存和埋葬墓地并非没有发现，而是没有被准确辨识出来。例如，以大南沟墓地为代表的原来被认为是小河沿文化中期的墓葬材料，很可能就是大家正在寻找的红山文明时期普通民众的遗存。换言之，原属于“小河沿文化”的“大南沟”墓地，有可能就是红山文化发展到红山文明时期的“平民坟茔”。
第五，关于红山文明的“生业”问题。辽西地区的红山文明到底是基于哪一种生业模式而产生并延续的，是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样的“农业型”文明，还是有自身特色的“渔猎型”文明？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有很大的分歧，关键在于相关研究零星不成系统，单个遗址和单一时间段的研究具体结论固然可靠，但对于整个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而言，无疑是片面的、零碎的。我们期待从典型遗址入手，对红山文化生业模式进行从早到晚的全面分析和系统梳理，既要有定量分析，又要有定性研究，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的经济成分和构成比重，正确认识由东北辽河上游红山文化孕育而成的高纬度文明的自身特征和特有模式。
第六，关于红山文明的“祭坛”问题。在牛河梁遗址，发现了两类坛形遗迹，一类是“圆坛”，一类是“方坛”。围绕坛形遗迹，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再做深入具体的研究：其一，在性质认定上，为何要称这些遗迹为“祭坛”；其二，在修建时间上，特别是同一地点的两类坛，是同时的，还是有先有后；其三，在具体作用上，这些“祭坛”到底是为谁而修建的，是“一坛一祭”还是“一坛多祭”，或是如部分研究者所言，这些坛形遗迹兼具祭祀和天文的双重功能。对于这些问题，不能“想当然”，要给出个“所以然”，因此还要下大力度开展研究。
第七，关于红山文明的“神”种问题。牛河梁遗址有“女神”，已是学界的共识。但是，除了牛河梁“女神”之外，牛河梁遗址和其他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还发现有不少人形雕塑，有陶质的，也有石质的，这些雕像究竟是属于“神”的范畴，还是属于“祖先”的范畴，两者应该如何区分和界定？此外，红山文明时期除了“女神”外，是否还有“男神”，是否还有“动物神”？诸“神”在红山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时间上有没有先后，地域上有没有不同，级别上有没有差异，这些都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第八，关于红山文明“女神庙”的“身份”问题。作为红山文明的标志物之一，“女神庙”已为大家熟知，但“女神庙”究竟是何时建造的，使用了多长时间，目前还没有定论。具体说来，“女神庙”究竟是在牛河梁“下层积石冢”阶段建的，还是“上层积石冢”阶段建的，如果一些研究者提出的“女神庙期”成立，那么“女神庙”与牛河梁“上层积石冢”和“下层积石冢”究竟有无关系、有何关系。此外，“女神庙”究竟是为谁修建的，是为牛河梁某一个地点的冢内贵族而修，还是为牛河梁多个地点或者全部地点的冢内贵族而建。最新的考古发掘表明，“女神庙”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周边还有一些性质相同乃至级别更高的建筑。所以，从目前情况看，“女神庙”的“身份”恐怕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应该紧密结合新材料进行新探索。
第九，关于红山文明“积石冢”的“性质”问题。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那些高大的“积石冢”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当前的讨论并不充分。我们倾向于牛河梁遗址已公布详细发掘和调查资料的十六个地点（有报道称有63处）可能为“一点一王”，即每个地点发现墓葬的“积石冢”就是埋葬一代（世）“王”的“王陵”。冢上中心大墓埋的是“王”，周围小墓埋的是与“王”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王室成员或权贵重臣。“积石冢”有大有小，“随葬品”有厚有薄，反映的应该是红山文明时期不同时段的国力强弱与经济兴衰。冢与冢之间是时代的变化，不是一个时期内等级高低的差别。值得注意的是，牛河梁部分“积石冢”有明确的“上层”和“下层”之别，表明这些属于“王陵”的区域是可以持续埋葬或者被重复利用的，其缘由需要我们做仔细的探究。
第十，关于红山文明多处“积石冢”的关系问题。除了建平牛河梁，在朝阳半拉山、喀左东山嘴、阜新胡头沟、敖汉草帽山、凌源田家沟等多处遗址都发现了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积石冢。这些积石冢在时间上还能否区分出早晚，在等级上还能否划分出高低。如果认为牛河梁发现的部分大型“积石冢”属于“王陵”和贵族墓地性质，那么其他几处遗址发现的“积石冢”的性质又该如何确定。对此，我们的初步判断是牛河梁“积石冢”只是红山文明某一发展阶段上形成的部分“王陵”和贵族墓地，而半拉山等其他几处积石冢则是先于或晚于牛河梁“积石冢”阶段的红山文明另外几个不同时期的“王陵”和贵族墓地。
从上述十个具体问题出发，对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进一步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研究，新认识、新突破未来可期。与此同时，理念和思路也很重要，不仅要有新视角，更要有新内容和新要求。
首先，从表象上看，红山文化研究和红山文明探索好像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红山文化孕育了红山文明，红山文明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红山文化，两者无法分割。要想对红山文明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就不能不对红山文化做更全面系统的探讨。只有这样，红山文明研究才能取得新的突破。
其次，从研究上看，红山文明的讨论和阐释，必须从考古材料出发，必须从基础研究入手，既要与时俱进，又要循序渐进。首先是对新、旧材料的系统消化，其次是田野考古发掘现场的“精耕细作”，还有就是各类科技手段的交叉运用。只有将“发现新材料”和“材料新发现”两相结合，红山文明的认识才能更客观、更准确。
最后，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分布在中国东北地区，孕育它们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与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有所不同。在准确辨识和提炼红山文明模式与特征的过程中，不能随意选用其他地区现有的文明模式和标准来套用红山文明，而应一切从考古材料出发，本着切合实际、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如此，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总之，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的研究，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学术探索工程。面对不断涌现的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认识，我们要用动态的思维去理解、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平和的心态去面对。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