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物的活化利用角度看博物馆原创展的内容方案创作

来源:中国文物报
作者:​刘玉华

博物馆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原创展览呈现给广大观众,其中部分展览着眼于馆藏文物的展示。从馆藏文物的活化利用角度,反观原创展览的内容设计,能够为原创展览的内容创意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同时,总结展览内容的构思、实施以及展览形式的衔接和碰撞等,为进一步做好文物的活化利用,提供更好的途径。现以山西博物院2001年至2002年“昭明——山西博物院藏铜镜展”和2022年至2023年“盘之典——商周青铜盘艺术展”两个小型临时展览的内容创作为例,探讨博物馆馆藏文物活化利用的途径和方法。

山西博物院的古代铜镜藏品丰富,但其中大部分藏品没有做过展示,入藏以来少有与观众见面的机会。究其原因多样,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缺少学术研究的支撑,对部分藏品认识不够清晰,有待为深入长远的研究工作提供支持。其次,在藏品管理方面,年代清晰、研究充分的出土品与传世品、征集品、旧藏品、追缴文物等没有分类,造成藏品管理与展览内容设计沟通不畅,使得较多藏品雪藏而无法问津。再次,文物的研究成果与展品及展览内容创作间的衔接不畅。

铜镜展览面临的是馆藏一般文物用于展览的困难。而商周青铜盘则面临着馆藏精品文物的展览瓶颈。以山西博物院珍藏的晋公盘为例,此盘从入藏以来颇受公众关注,但大部分的关注点集中在公安机关追缴文物上,对文物本身的历史、艺术、技术价值宣传相对较少。山西博物院有必要进一步全面深入发掘和宣传晋公盘的价值。在馆藏中与晋公盘同一级别的文物还有很多,但也存在宣传不充分的问题,打造明星展品,发掘深层文物价值是此类文物展览的着眼点。

解决馆藏一般文物研究薄弱的问题,首先需要将目光放到文物研究的学术环境中去考察,如对铜镜的历史研究及成果汗牛充栋,可以借鉴的非常丰富,需要从大量的学术研究著作和文章中提取与馆藏文物相匹配的成果。这个过程类似学术研究的第一个环节——写研究综述,目的在于了解铜镜研究的历史和当下学术前沿。如果非专业研究人员,第一步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进入,但随着阅读量达到之后,认知水平会迅速提高。从查找资料到翻阅大部分出版研究专著和图录,都需要集中一段时间完成。

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形成对展品的整体认知。以铜镜为例,它是古人照容的工具,在我国从史前一直沿用到清末。目前,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镜来自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春秋之前的铜镜数量少,装饰风格简单、古朴。春秋战国之际铜镜开始大量出现,且铸造精美、装饰华丽,形成铜镜发展的第一次高峰。考古出土物中不乏装饰精美的战国特种工艺镜。铜镜的铸造工艺,战国时期已经成熟,两汉精益求精,度过汉末魏晋的衰退期,到唐代达到巅峰。宋金元时期铜镜铸造出现新变,明清时期趋于平民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获得整体认知的基础上,开始选定展品。由于文物的复杂性,在阅读大量研究性文章的基础之上,还需要提高相应的文物鉴定水平。丰富的鉴定知识能够帮助相关工作人员,快速挑选适于展览的展品。“昭明——山西博物院藏铜镜展”能够有效推进,有赖于其藏品的丰厚。山西博物院收藏历代铜镜不少于1200件。此次铜镜展最终选择历代铜镜展品158件。

获得展品支撑后,再结合展品确定其主题。此次展览不仅以突出的铜镜精品为重点,其主要目的在于梳理古代铜镜的基础知识,着力于文物与观众的情感共鸣,贴近历史中的民俗生活,唤醒历史记忆。展览主旨聚焦历代铜镜中的经典形制,引导观众提高对古代铜镜的认知。中国古代铜镜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成为中国古代文物中既千变万化又一脉相承的文化标本。因此,梳理铜镜的历史发展脉络,成为展览的最佳框架结构。展览选取汉代昭明镜里的铭文“昭明”作为总题,分为“天工开物”“见日之光”“繁华入镜”“照见生活”四个单元,按历史顺序进行叙述。

第一单元“天工开物”,对应先秦历史时期的铜镜;第二单元“见日之光”,介绍汉代直到隋唐以前的铜镜;第三单元“繁华入镜”,对应隋唐铜镜。第四单元“照见生活”,对应宋金及后世的铜镜。每个单元讲述不同历史时期的铜镜,其侧重点各不相同。第一单元重在展示战国铜镜铸造工艺的登峰造极,第二单元强调汉代铜镜的铭文之美,第三单元聚焦唐代铜镜图案描述的健康活泼的繁华胜境;第四单元发掘铜镜纹饰中的故事性内容。

在内容创作中,遇到两个学术难点:一是中国古代铜镜的起源,二是宋金之后的仿制镜的分辨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在展览中采取规避的方法来处理。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镜,来自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但早期铜镜在古人的生活中是否用于照面和饰容,存在争议,是学术界值得继续研究的课题。因此,在主展线上不出现早期铜镜,而采用知识窗的形式,以辅助展板内容引发观众对此问题的深度思考。宋金之后的仿制镜是中国古代铜镜藏品中的大宗,这些仿制镜多数工艺不考究,缺少精品。此类铜镜的断代存在困难,用于展示容易造成对铜镜年代认识的混乱。

根据铜镜展览所确定的主题,在形式设计上拉近展品与观众的距离,尽量缩短文物与观众的距离。同时,借鉴历史名画《女史箴图》中描绘的古人照容的场景,营造一个观众能够参与其中的场景,在观看展览的同时,真实地体验以铜为鉴。

“盘之典——商周青铜盘艺术展”的内容创作依据学术研究基础与铜镜这类一般藏品不同。铜镜展中所依据的学术基础是学界前贤的大量著作、经验积累和资料搜集。晋公盘则不同,发现后虽有一些研究文章发表,但对其真伪、艺术、历史、技术等方面的价值都存在争议甚至认知上的空白,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更好地解读、展示和宣传。晋公盘的展示亟须进行学术上的深度解读,山西博物院将《晋公盘研究》纳入《山西博物院藏铸铜遗物综合研究》总课题之中,联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山西大学、上海博物馆等单位青铜器研究方面的专家,借助CT扫描技术等手段,对晋公盘进行了大量研究。一方面《晋公盘研究》为“盘之典——商周青铜盘艺术展”奠定了学术基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次展览是以晋公盘为代表的盘类青铜器研究成果的及时科普。

“盘之典——商周青铜盘艺术展”的起因是为了更好地推广宣传晋公盘,向观众展示其最新研究成果,展示以晋公盘为代表的山西古代青铜盘在技术、艺术等方面取得的成就。选定展品的同时,把目光聚焦于青铜盘诞生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作上。该展览以“盘之制”“盘之艺”“盘之用”三个单元,分层解析青铜盘的常识知识、铸造技艺、历史作用和文化内涵等。结合推广晋公盘最新研究成果的主题,形式设计要求直观展示晋公盘研究中发现的新现象、新技艺,对比同级别展品,揭示古代铸造工艺的发达。

“昭明——山西博物院藏铜镜展”和“盘之典——商周青铜盘艺术展”都是针对馆藏文物的内容方案创作,所不同的是,前者是针对大宗馆藏一般文物,后者则是馆藏精品文物。对两种藏品的活化利用要求虽各有不同,但在内容创作过程中又有一些共性,总结其中的经验将有利于后续馆藏文物的活化利用。要充分发掘两类藏品的内涵,更好地展示它们并进行宣传推广,进一步用于博物馆的日常教育活动,所依据的基础都是科学研究。在获得科研知识的基础上,选定可用于展览的文物,并确定其主题。在展览主题指导之下,构思展览框架,完善其思路形成大纲。最后,结合社会大众诉求充实大纲内容,配合展览形式设计调整结构、完成文本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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