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特色的缩影。金代铜镜，以多元的时代风格，丰富的纹饰题材表现，铸刻铭文的史料价值等，日益为研究及收藏领域所重。金代铜镜，既传承吸收了中原铸镜文化的优秀传统，又融合体现了北方地区的民族文化特色，蕴涵宋辽金时期的文化观念、民俗信仰。从实物发现看，其流传分布区域很广，工艺、形制、题材多样，也颇多开拓创新，双鱼镜享誉有加，人物故事镜亦别具一格，还多存留珍贵铭文，反映出世俗化、民族化及铸造管理模式等诸多特点。宁夏博物馆收藏金代铜镜十多面，多属传世品，亦颇具特色，现择数面介绍于下：
“犀牛望月”刻铭镜（图1）
直径12.7厘米，圆镜，圆钮，顶部较平，无钮座，素平缘。镜背图案铸磨非常精细，内区钮左上方横挂一轮弯月，两朵流云对称烘托于下。月右侧为星云图案，由星点与线段相连组成。钮周围水浪翻涌，其间似出没几株瑞草。钮下方有栏隔开水、岸，岸中跪卧一牛，体型健硕，仰首望月。外区大半周饰蔓草纹，余处阴刻“陕西东路铸镜所官（押）”八字铭文和一枚押记。西安市文物考古所、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宁夏固原博物馆收藏有与此镜图式及铭文完全一致的铜镜各一面。
“犀牛望月”菱花镜（图2）
直径11.4厘米，八出菱花形，圆钮，无钮座。镜背上方花瓣式流云托出半圆明月，两侧各四颗圆星，月中似有景物若隐若现。钮外水势滔天，间有峰谷错落，其间点缀云纹。钮两侧各有一条摩羯，龙首鱼身，背侧露出一鳍，大如翅，挺头翘尾，潜游于水中。左侧摩羯尾下探出一条大鱼头部。钮下方水中卷云托出一块礁石，一只牛伫立于石上，回首上望。近缘处布一周凸弦纹，间饰八朵流云纹。此镜图案为浅浮雕，犀牛望月、摩羯及鱼都是金代铜镜的典型题材。此镜式相同馆藏品还见有金上京历史博物馆收藏一面，吉林博物院1954年吉林江北出土的一面。
犀牛望月纹饰主要见于宋金铜镜，定窑、耀州窑一些瓷器中也曾出现，如故宫博物院藏宋耀州窑青釉刻花“吴牛喘月”纹碗。关于这种纹饰题材，文博界早期普遍定名为“犀牛望月”。后又有“吴牛喘月”之说，此典故原意为南方吴地之牛，暑夜惧热，故见月而喘。有学者认为，从宋金文献中有关“犀牛望月”或“坤牛望月”“犀牛涉大水”的记载看，此类传统纹饰具有美好吉祥的寓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从相关文物分布角度来看，宋金时期，犀牛望月纹饰在金朝兴起的东北腹地及南宋地域都有发现，且不仅限于铜镜，瓷器、钱币上亦有出现，说明此题材是当时兴起且较为普及的一种传统装饰纹样，体现了各民族间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承安四年铭四兽纹镜（图3）
直径9厘米，圆形圆钮，无钮座，折缘，镜缘稍外卷，缘高与钮高相同。背面以两周凸圆棱分隔内外，内区饰四个长尾兽同向绕钮追逐，兽的形态似鼠。外区于内外棱间阳铸楷体铭文“承安四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监造录事任（押），提控运使高（押）”。承安是金章宗所用第二个年号，共5年，承安四年为公元1199年。目前，承安二年、承安三年、承安四年、承安五年铭文镜都有发现，且内容大同小异，又称承安镜。宁夏彭阳博物馆藏有与此镜一致的承安四年铭文镜一面，1991年于宁夏彭阳县孟塬乡出土。镜式、铭文均与此镜相同，还见有故宫博物院收藏一面，陕西历史博物馆三面，耀州窑博物馆、铜川博物馆各一面。无独有偶，多集中于西北地区，反映出陕西是金代的一个区域铸镜中心。
此镜铸铭中“陕西东运司”与图1铜镜刻铭中的“陕西东路”，都是“陕西东路转运司”的略称。金参仿宋、辽之制设转运司，为管理地方经济财赋的机构。据《金史·百官志》记载，金设十三路转运司，陕西东路转运司治京兆府（今西安市）。转运司职能为“掌税赋钱谷、仓库出纳、权衡度量之制”，其中“权衡度量”指负责度量衡器、铜器等的发行管理。“陕西东路铸镜所”显系转运司的下属机构，专门负责铜镜铸造。金代铜镜资料中，另见有“山东东路铸鉴所”“南京路镜子局”之名，应该是与“铸镜所”同类性质机构的别称。铜镜的铭文说明，铸造或錾刻官府验记文字和押记，系金代铜镜的一大特点，亦证明了《金史》记载中的关于金代铜镜管理非常严格，铜镜由官府监造，并加以验记的史实。这与金代实行的较为严厉的铜禁政策及官府对铜镜铸造、销售实行的严格监管有关。从铭文判断，此类带有铸镜机构名称及监造官员官职姓氏押记的铜镜为金代官府铸镜，是规范的官铸镜样式，代表由官府监造的标准器。
连钱纹铭文镜（图4）
直径10厘米，八瓣菱花形，小圆钮，花瓣形钮座。座外饰连续且重叠的圆形方孔状钱纹，孔内饰五点状小花瓣，近缘处饰一周连珠纹，整体图案清新雅致，表达了财富汇聚的美好寓意。外区饰花叶和花蕊纹，阴刻“枹罕验讫官”五字行书铭文和一押记。这件铜镜边缘上錾刻官府验押文字铭，也是金代官府对铜镜铸造实行检验监管制度的反映。枹罕，为甘肃省临夏市古称，秦汉置枹罕县，存至金末。临夏州博物馆藏有一件金代菊花纹刻铭铜镜，1977年出土于甘肃省临夏市南龙乡马家庄，亦錾刻有“枹罕验讫官”铭及押记，此两镜刻铭可互为参照，是很好的地方史研究实物资料。
四花铭文镜（图5）
直径12.3厘米，圆形，桥钮，花瓣钮座，素平缘。钮外环饰四组缠枝花卉，近缘处饰一周锯齿纹，缘上刻铭较浅，可辨出“平□府录事司验讫官（押）”。花草纹是宋辽金时期流行的铜镜纹饰，此镜亦刻有官府检验文字，金代特征明显。
柳毅传书人物故事镜（图6）
直径17.5厘米，圆形，银锭钮，无钮座，宽素缘。镜背分上下两组图案，自左边伸出一株大树，枝冠延至上方。树下一男一女作对话状，女子高髻长衫，男子戴幞头，长袍束带。右侧一童子牵马而立。几只羊散于其间，或食草或奔跑。枝下一单线长方形栏内有阴刻铭文，因磨损而不清晰，依稀可辨“安□府□□同镜”字样。钮下一条长线将水陆隔开，下半部分为湖水双鱼，水波涌动，两条大鲤鱼逐戏其中，增添了装饰意趣和爱情寓意。此镜制作采用高浮雕技法，层次分明，画面雅致，颇具宋代山水画之妙。“柳毅传书”故事取材于唐代传奇小说，铜镜构图多选取其中“泾水托书”“洞庭传书”“湖滨惜别”三个情节，表现故事的主题内涵，表达人们对美好和平生活的向往。此镜展现的是“泾水托书”的情景，宋金之际将柳毅传书故事物化在铜镜上，流传广泛，延续时间较长，也从侧面反映金代社会生活中大量融入内地传统文化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