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波教授发来《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过程的考古学研究》书稿，嘱我作序。我对新石器考古近乎隔行隔山，万分推脱不得，只好答应写篇读后记。即便如此，仍然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深恐为方家见笑，更辜负洪波教授一番好意。不过，这部著作的基础是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优秀”，评审专家当然是慧眼，读者也有慧心，自然能够读出书中的真知灼见，所以我不必从学术角度置喙太多，可以轻松谈些学习体会，于是略得宽心。

全书共五章，计25万字，插图30幅。第一章作为学术背景概括介绍了西方新考古学的基本观点，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全面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新石器化”和“农业起源”等问题的观点和讨论，以期对于中国特别是岭南地区新石器化研究有所启发。第二章是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过程的整体研究，通过对岭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形态特殊性的检讨，以及对西江中游文化区史前生业经济发展阶段及转变的讨论，揭示出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差异，以及产生此种区域特殊性的动因。第三章是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现象的个案研究，从酿酒的发生、石器功能和形制的演变、战争迹象等角度，对农业起源，生计方式演变和政治社会结构演进等文化过程进行解读。第四章探讨了岭南与大陆东南亚早期文化的密切交流和整体联系，核心在于分析岭南和中南半岛的“龙山化”现象，强调中国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带对于周边地区的影响。第五章将岭南地区的新石器化进程概括为从“广谱革命”到“稻作农业”，系统总结了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进程的内容、阶段和特点，以及岭南在中国文化早期发展过程中的贡献。

“新石器化（neolithization）”通常是指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或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转变过程，包括“新石器化产生的原因，旧石器或中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模式，与新石器化相关的农业的起源与传播、陶器的起源与传播、磨制石器的起源，定居的起源以及社会结构复杂化等”方面内容。这部著作虽然是围绕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进程展开论述，但字里行间能够见到作者多年来对于考古学理论方法和考古学史的关注，对于岭南作为考古学上“真正的南方”（苏秉琦语）的思考，以及将岭南考古作为东南亚考古有机组成部分的开阔视野。正是由于努力尝试将这些关注和思考融入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过程的考古学研究中，因此本书的篇章结构、材料组织和论述逻辑都很有特点。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关注岭南地区的“新石器化”，同时也在思考气候、环境、资源、区位、族群等背景因素在岭南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长时段、深层次影响，或许正是因为中山大学同样地处岭南的缘故，才会找到我这个“外行”写点什么。

本书以“新石器化”为线索，囊括岭南新石器时代乃至更晚时期的农业起源、生业方式、石器研究、文化交流、酿酒、战争等专题，研究对象多样，内容丰富。全书结构设计别有匠心。第一章理论、方法与学术史的相关概括和梳理，实际是在搭建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过程研究的理论框架，在此理论框架的指引下，后续研究就顺理成章，也便于切中肯綮。作者在第二章的整体研究中能够抓住关键环节和核心内容，在第三章的个案研究中能够扣紧焦点问题，第四章将视野扩大到大陆东南亚，第五章从宏观角度对岭南地区的新石器化过程和模式等问题进行系统阐释和总结，逻辑清晰，重点突出，转承有序，不失为力作。

作者认为，在气候条件较好、自然资源丰富的岭南地区，史前居民采取“富裕狩猎采集”的食物生产模式，在“成熟农业”发生之前即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岭南地区的“新石器化”也由此走上了一条不同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道路；并将岭南地区的新石器化过程划分为“广谱革命—食物生产的萌芽时期”（距今18000年到12000年）、“富裕狩猎采集时期”（距今12000年至7000年）、“稻作农业传入岭南并逐渐与土著文化融合的时期”（距今6000年至5000年）和“成熟稻作农业社会时期”（距今5000年至4000年）四个阶段。作者关于岭南地区在“低水平食物生产”（Low Level Food Production）的物质条件下迈进新石器时代的核心认识，化解了岭南考古学材料中“以磨制石器和陶器出现为新石器时代标志”和“以农业出现为新石器时代标志”的时间冲突，平衡了“岭南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特殊性”与“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整体框架”的关系，并将在距今5000年前后来自长江流域的农业文化打破岭南渔猎采集文化格局的经济形态变革称为岭南地区的“第二次新石器化进程”，从而辨识出岭南地区史前时期独特的新石器化过程和模式，学术意义可谓重要。

作者对于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过程的研究较为深刻、全面，除了熟悉岭南史前考古材料以外，也得益于作者比较熟悉西方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充分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并基本掌握东南亚史前考古的研究动态。本书借鉴了过程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但是作者对于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的缺陷，及其在中国考古学应用中暴露的问题有着清醒认识，正如作者讲到的：“对于新考古学，中国学者学习的重点在视野、思路、技术和方法，对于考古学的阐释理论有自己的看法”，作者是这样总结的，也是这样实践的。这部著作充分发掘田野考古材料的价值，概念简明，行文平实，虽然理论思考比较多，但是与具体材料的结合比较好，特别是把握到“对于岭南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成熟稻作农业这个进化过程进行阶段性划分”这一“认识这个地区‘新石器化’过程的关键方法”，因此聚焦问题“有的放矢”，解释问题“弹不虚发”。

作为中国和东南亚地理版图和文化版图的重要单元，岭南地区的新石器化过程早就引起学者关注，张光直先生在“华南的‘西南森林地区’——包括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广西丘陵地带、北部湾沿岸、海南岛和越南的史前文化”的四期划分中曾提出“亚新石器时代”的说法，陈胜前、吕烈丹、刘莉和陈星灿、陈伟驹等先生的研究成果也颇多建树。作者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了系统、综合的新阐释，在此领域形成了“逻辑自洽”的认识体系。这套认识体系的基本框架，包括一些具体观点，肯定会引起学术同行的关注乃至争鸣，我无力在理论层面作更深入评价，只能在阅读中提些建议，不一定正确，仅供作者参考。

苏秉琦先生指出岭南地区是“真正的南方”，岭南地区的新石器化过程也确实有其特殊性。根据作者的认识，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以距今6000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渔猎采集经济和稻作农业经济两大阶段，“前者是更新世晚期以来在本土环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传统，后者则是接受了来自长江流域的一种新的文化传统”；而距今约5000年来岭南地区的第二次全面“新石器化”进程，则“代表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在文化面貌上的进一步统一，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理解无误的话，我想将岭南新石器时代前一个阶段的社会发展形态称为“文化初造”，将后一个阶段称为“文明破晓”，这虽然是两个有根本区别的发展阶段，但也不能截然割裂。

学术界已经注意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岭南和东南亚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处于东亚地区的领先地位，如陶器出现早；但是中后期表现出滞后性，包括卜工先生指出的“石器的长过程”，尤其是狩猎采集经济始终占重要地位，经济生活长期徘徊在“低水平食物生产”层面，“成熟农业”出现更晚。而在中原地区，距今8000年的裴李岗时代农业已经初步发展，社会分化已见端倪，文明已经起步。与辽河流域、海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真正的”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发展状态相比，可以用“文化初造”来形容“农业产生之前岭南地区这种似是而非的‘新石器时代’状态”。

“距今5000年左右，岭南似乎迎来了一个迈入真正的新石器时代的过程”，但“即使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自长江流域传入，稻作人群对岭南和东南亚土著狩猎采集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仍然没有改变这一地区的整体文化面貌”。而在中原地区，距今6000年的庙底沟时代已经出现社会明显分化，距今5000多年已经进入中华文明正式形成的古国文明阶段。虽然岭南新石器时代第二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与黄河、淮河、长江等流域仍然存在明显落差，但是随着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和社群交往的扩展，文明因子已经孕育。至距今5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当石峡文化的“石斧已经从实用工具演化为武器和礼仪用具”，当桂南大石铲文化“有一部分巨型石铲演变成专用于祭祀以求农业与生育丰产的礼器”，“文明破晓”的晨光已然在岭南升起。

洪波教授提出，“中国史前每个区域的发展都有其特殊性，特殊性才是各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精彩之处，考古学家的重要任务，就是探讨各个区域文化的自身特点”，我深以为然。从文化初造、文明破晓，到“文物彬彬，不异中华”，这部著作揭示的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进程的特殊性、岭南早期文化发展的“海洋性”、岭南地区与大陆东南亚之间早期文化的统一性等现象，对于岭南“自己的青铜文化”“自己的‘夏、商、周’”研究，对于岭南融入“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以来的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对于岭南延续至明代的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学研究，都有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过程的考古学研究》

作者：陈洪波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