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文物新篇章的关键途径，而人才是“关键变量”。

向时光深处回眸，社会进步时亦是人类群星闪耀时。文物事业历史征程靠的是人才，逐浪未来依然要靠人才。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来自文博领域的几位代表委员也带着对人才工作的关切走上全国两会。

“十年树木”到“随才器使”

专业人才“供得上 用得活”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靠人来实现。进一步在“两创”中赓续中华文脉，对人才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要在改善人才发展环境上持续用力，形成人尽其才、各展其能的良好局面”“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在文物保护领域深耕30余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副部长汪万福，深知专业人才对文物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针对我国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专业人才、技能人才不足等问题，汪万福希望，从国家层面加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的培训，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及文博机构，加快建设国家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培训基地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进一步提高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专业人才的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

“同时，广泛开展高技能人才‘传帮带’、技术攻关、技艺传承等，通过不断健全文博人才培训体系，更好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质增效，真正让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汪万福建议。

经历17年古籍保护计划的推进，古籍修复人才从全国不足百人增加至千人，但相对于数以千万计的待修复古籍而言还是捉襟见肘。古籍鉴定人才更是少之又少，培养难度更大。

“可喜的是，修复、鉴定在科技发展的加持下得到交互发展。但总体上，古籍保护工作仍然存在人才短缺的问题。”扎根古籍保护事业37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求贤若渴。

“目前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分散在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三个学科之下，课程设置不能全面对接工作需求。”陈红彦建议，整合学科设置，文、理、美兼通，实践技能培养前置，根据古籍“三个属性”的全面需要进行人才培养。

灵活赋能各种具有温度的成长通道，是对人才最好的礼遇和呵护。

陈红彦建议，建立稀缺人才的绿色通道，在实习阶段经双向选择，择优直通入职，有效补充公藏单位和社会机构的人力资源；创新协作机制，让民间的技术能手和研发力量成为公藏相关保护修复机构的补充；开展职业资格认证，尝试对体制内外古籍修复者的灵活、有效管理；建立终身学习机制，保证在职人员知识更新、能力提高，以利提升古籍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及协同创新能力。

“落地生根”到“化木成林”

基层人才“引得来 留得住”

县、乡、村是根基，只有让人才在基层找到用武之地、发展气候、心安之所，把根基站稳了，整个文物事业才能越走越好。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建设，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

“面对当前文物考古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形势，文博队伍特别是考古、文保人才短缺问题愈发凸显，成为制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文旅厅厅长梅亦认为，目前人才队伍难以满足新任务需要，文物保护人才出现青黄不接现象。

工作地交通便利、收入水平高往往对毕业生择业的吸引力更强，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地处偏远的文博单位则吸引力不足。如前几年“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问津”的话题在网络引发热议，有媒体评论“让留下不是‘奉献’，才能招得来人才”。

近年来，山西出台《文物全科人才免费定向培养实施办法》，印发《关于加强市县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机构编制保障有关事宜的通知》，多项措施帮助基层文保“把根留住”。今年，甘肃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敦煌研究院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制定出台15条“硬核”措施大力支持敦煌研究院“纳士招贤”。

梅亦建议，教育与文物部门创新协同育人模式，持续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定岗式”培养，完善在职在岗文博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相关部门将培养单位、培养项目纳入专项计划，在招生名额、研究经费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保护传承中华文化遗产，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历史责任、时代责任。为把党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领导落到实处，确保事有人干、责有人担，梅亦希望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规划和协调管理，加快解决考古文博人才支撑问题。

2018年以来，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机构力量得到有效增强，20余个省份在省级文物部门增设了革命文物处，10余个省份增设了考古处，省级考古机构编制数量也大幅增加。

“但市、县级文物保护管理力量依旧薄弱，基层文物保护管理体制机制仍不完善，制约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改革向纵深、向全面发展。”全国人大代表黄林来自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现任来凤县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来凤县民族博物馆馆长，基层文博队伍“引人、留人”问题始终萦绕在他心头。

黄林认为，目前基层文博队伍建设存在三方面问题：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在针对性与平衡性方面存在不足，不能满足实际工作需求；基层文物人才队伍力量薄弱，县（市、区）一级几乎没有专职文物行政部门；基层文物单位小、级别低、编制少，职业发展前景不高，“引来了人却留不住人”。

黄林希望，研究出台文化遗产大省、大市、大县或特色市、县认定政策与标准，针对文物资源丰富、特色突出的省、市（州）、县设置相应的专门保护管理部门；强化基层文物保护机构与人才队伍建设，根据当地文物工作的实际情况和需求，适当增加人员编制，确保市、县级文物机构有一定数量的、稳定的队伍力量；出台落实激励文博人才扎根基层的相关政策，提高基层文物部门中高级职称比例，改善基层文博单位专业人员工资薪酬，落实田野工作补贴等待遇，通过营造合理的事业发展、个人成长与生活保障环境来引人、留人。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当“关键变量”的乘数效应得以释放，我们也将不断看到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好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