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博物院藏金铜佛教造像门类丰富，其中北传佛像类型多样，可构成较为完整的佛像谱系；藏传佛像尽管数量相对较少，但不乏精品，包括如下兼具艺术品质和研究价值的无量寿佛像。

湖南博物院藏铜鎏金无量寿佛像（图1），为清中晚期，高17.8厘米，座11.3厘米×8.3厘米。耳旁耳珰垂肩，面相丰满，眉毛细长，双目低垂，似沉思状，体型纤细健美，体态婀娜，上身袒露，造型优美，胸前饰有连珠纹，帔帛与璎珞，皆绕双臂于身体两侧。结跏趺坐在莲花座上，双手相合结禅定印。

湖南博物院藏铜鎏金无量寿佛像（图2），为清代，高13.4厘米，座8.7厘米×6.6厘米，容貌清雅，顶戴五叶宝冠，发髻高隆，耳坠圆珰。飘带轻盈，自背后缠绕，犹如背光；袒露上身，佩戴各类精致项圈、臂钏、手镯等饰品；下着薄透长裙，双手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莲座之上。

在藏传金铜佛造像领域，佛教界流传一种说法，即阿弥陀佛拥有13个名号：无量寿佛、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焰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其中，无量寿佛位列首位。梵文中的阿弥陀佛意为“无量寿”，因此在民间无量寿佛又被尊称为长寿佛。芸芸众生，皆向往长寿与永恒之生命。清代乾隆皇帝向往无量寿佛的“佛缘”，更是达到了极致。

乾隆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年号（1736—1795），前后共60年。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这一时期正是“康乾盛世”的历史阶段。满洲统治者原本是信奉萨满教的，为了入主中原，取代明王朝，转而尊崇在蒙藏区域有着深厚根基和广泛影响力的藏传佛教，为此推行“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国策。清王朝建都北京后，1653年1月14日，五世达赖喇嘛至京，顺治皇帝在太和殿设宴款待。在五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途中，即特派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等官员赠赍满、汉、藏三种文字合璧的金册、金印，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这封号很有讲究，它承袭了明代对大宝法王封号的一部分。蒙古王俺答汗（1507-1582），皈依藏传佛教后，三世达赖喇嘛为俺答汗尊号为“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承认他为成吉思汗的化身，为全蒙古的大汗，而俺答汗也赠予三世达赖喇嘛为“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顺治皇帝把明代皇帝和蒙古大汗对三世达赖喇嘛的封号，加在一起赏五世达赖喇嘛封号。蒙古诸部尊奉格鲁派佛教，清廷以藏传佛教“因其教不易其俗”，采取与藏蒙一起“阐扬善教，同我太平”的怀柔抚驭之道。在中央的统辖下，加强和完善对西藏地方的治理，确立系统治藏法规和行政体制，为西藏纳入中华民族大家园的国家版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见证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当时五世达赖喇嘛为取得清朝廷政权的支持，在奏章中把康熙皇帝称为无量寿佛转世，乾隆皇帝称为文殊菩萨转世。他们不仅是大清最高统治者，还是人间之佛。藏传佛教以佛之果位遵奉康熙和乾隆，是政教制度的产物。藏传佛教神格体系有一佛多神，一相多面的特点。文殊菩萨是中国四大菩萨之一，是无上智慧的代表，又是十方诸佛佛母。在当时五台山佛寺360多座佛像中，文殊菩萨造像是这里最大的。清代的12位皇帝中有4位前后13次到五台山礼佛，康熙5次、雍正1次、乾隆6次、嘉庆1次。文殊菩萨之名号，梵文译法叫作“曼殊师利”。乾隆五十一年（1786）二月，在乾隆第五次朝拜五台山时，刚好适逢天降瑞雪，此情景激起他诗兴大发，写下《至灵鹫峰文殊寺即事》，诗曰：“曼殊师利寿无量，宝号贞符我国家。”乾隆认为梵经中，文殊称“曼殊师利”，曼殊的谐音为满珠，而满珠就是满洲。同时，竺兰（指竺法兰）的宝号，又与“乾隆”年号相符。清宫档案记载，在皇帝和皇太后万寿来临之前一年，内务府大臣要专门上报造无量寿佛事。清宫会制作大量的与增福延寿相关的吉祥佛像——无量寿佛。乾隆在《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碑记》中表达了长寿的愿望：“圣寿本无量，更有无量加。无量复无边，万万千千多。”佛教中寓意长寿圆满的无量寿佛，是宫中制作最多和供奉最为频繁的佛尊。

湖南博物院所藏的这两尊铜鎏金无量寿佛像，历经岁月沉淀，曾经的金光灿灿已渐褪去，但其造像艺术魅力依旧，彰显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姿多彩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