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史前文明进程的缩影——读《华容车轱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有感

来源:中国文物报
作者:​曲新楠 王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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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华容车轱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下文简称《华容车轱山》)正式发行。该书系统收录了车轱山遗址历次发掘的主要考古成果,是洞庭湖平原东北部地区第一部史前考古发掘报告,填补了这一区域史前考古的空白,为研究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格局、聚落形态特征和文明进程提供了一批重要的资料。

车轱山遗址位于湖南省华容县三封寺镇松木桥村,现存面积约2万平方米,遗址北依长江,南滨洞庭,地处两湖平原腹心区域。该遗址发现于1969年,1982、1983年前后两次发掘。2016至201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车轱山遗址进行小规模发掘,并全面清点、修复、整理、统计前两次发掘资料,发掘报告即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

车轱山遗址虽然规模不大,但延续时间长。从距今6000年前的堆子岭文化,历经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肖家屋脊文化,其年代下限为距今3800年左右,历时约2200年,中间没有缺环和中断。通过进一步分析车轱山遗址文化内涵,并结合近几年华容李家屋场、七星墩等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可以初步归纳该区域的史前文明演进过程。

多元碰撞:堆子岭文化与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三足鼎立

车轱山遗址2016至2017年发掘的第7-10层及开口在这些层位下的遗迹、1983年发掘第6层大部分遗存和第5层少部分遗存,都属于堆子岭文化遗存。常见陶器组合为鼎、豆、钵,有少量白陶和彩陶。大溪文化因素较少,主要见于1982年发掘简报公布的早期遗存,典型器物有宽折沿圜底彩陶釜和曲领彩陶罐。也有少量油子岭文化因素,如TS03W04第7层有一件壶形罐,还有1983年发掘的T4⑥:1陶瓶、T4⑥:2石铲(钺),T4⑤、T5⑤出土的瓶、壶、罐、簋等。总之,车轱山遗址最早阶段遗存以堆子岭文化为主,同时包含少量大溪文化和油子岭文化因素。

距今6000年左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格局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澧阳平原和峡江地区所在的西部是大溪文化的势力范围,北部江汉平原分布的是油子岭文化,东南的湘江流域则主要是堆子岭文化的分布区。三种文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交流、碰撞,湘东北地区是三种文化的交汇之处,也是碰撞的中心。

逐步渗透:油子岭文化全面渗透到湘东北地区和澧阳平原

这点在车轱山遗址表现得尤为明显。该遗址共有200多座油子岭文化墓葬。多数墓葬缺失层位关系,无法提供具体层位学依据,但若干随葬陶器具有鲜明的油子岭文化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车轱山遗址只发现油子岭文化时期的墓葬,而不见油子岭文化时期的地层和其他遗迹。因此我们大胆推测,车轱山遗址目前归入堆子岭文化的部分遗存很可能是油子岭文化人群使用的,这部分人群是外来的族群,他们在生活上融入了当地,使用本地生产的陶器,但是在葬俗方面坚持自己固有的传统,使用小型明器随葬。

油子岭文化作为稍晚的、外来的文化因素,从江汉平原扩展到湘北地区,一方面在生活上适应本地堆子岭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在葬俗上带来了北方新的文化因素。新旧传统交锋的结果,是新的文化因素占据上风,逐步完成文化融合。

融合统一: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真正实现文化上的统一

车轱山遗址此时居址和墓葬出土遗物面貌上趋于一致,典型器物组合是弦纹高领罐、双腹豆、双腹碗、圈足杯和斜腹杯。也有少量壶、瓶类器,这延续了油子岭文化的因素。车轱山遗址中豆和壶的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特征鲜明。如豆除了双腹豆之外,还有折壁浅盘豆、内折沿敛口豆、外折沿盘形豆,豆柄或圈足多装饰圆形、椭圆形、三角形或月牙形成组镂孔。壶有小口、大口、细颈、粗颈、圆鼓腹、扁腹、折腹、平底、圈足等多种不同形态。这些特征与汉东平原地区的屈家岭类型有差异,而与澧阳平原和汉西地区相似,应当归属为屈家岭文化划城岗类型。

此时长江中游地区文化面貌总体趋于统一,但不同地区各有特色。社会内部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发展力,使得屈家岭文化北上逐鹿中原,东进渗透到江淮下游,向西深入到峡江和沅水中上游的山区,分布范围广阔。屈家岭文化时期是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鼎盛时期。

守正创新:石家河文化和肖家屋脊文化时期,湘东北地区出现新的地方类型

前一个阶段车轱山遗址与洞庭湖周边的其他遗址同属于一个地方类型,但到了石家河文化时期,这个区域独立成为一个单独的地方类型——石家河文化车轱山类型。这个类型流行足面饰凹槽或凸棱或刻划纹的宽扁鼎足、夹砂红褐陶厚胎的大口尊或缸、宽折沿绳纹圜底釜等。

石家河文化时期车轱山遗址诸多文化面貌,尤其是陶器特征体现出守正创新的特点。既延续本地堆子岭文化以来的传统,又表现出各种创新。如宽扁鼎足足面上,发展出刻划短浅槽的“麻面”、凸棱、凹槽等纹饰。夹砂陶缸自大溪、堆子岭文化时期就已出现,到石家河文化时期,除了数量增多,形态也更加多样,有直口直腹、折沿直腹、圜底、平底等多种形态。

报告把车轱山遗址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的遗存暂时归入孙家岗类型,但也注意到车轱山遗址所在的湘东北地区与孙家岗类型存在不同。车轱山遗址出土较多夹砂红陶管状筒形器,仅在相邻的七星墩遗址有所发现,而不见于同时期其他遗址。七星墩遗址还发现铜矿石、类型多样的玉器等一批新的文化因素,代表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的文化创新。

总之,车轱山遗址各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是长江中游史前文明进程的缩影。距今6000年左右,长江中游呈现三足鼎立的格局,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堆子岭文化不断交流、碰撞、融合。距今5500年左右,来自江汉平原的油子岭文化,成为三方角逐的胜出者,初步完成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整合。距今50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出现文化一统的局面,其内部虽有若干地方文化类型,但似乎通过某种方式组织成为一个整体,并且不断向北向东扩张。距今4500年左右,长江中游内部地方类型分化更加明显。此时的石家河文化内部凝聚力减弱,对外也无力扩张,其对外影响力明显不如屈家岭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的肖家屋脊文化继续创新,发展出以玉人像、玉蝉为典型代表的肖家屋脊玉文化系统,并进而影响中原、北方和东方的诸文化,成为华夏文明整体的一部分。

《华容车轱山》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车轱山遗址是湖南最早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并据此提出石家河文化“车轱山类型”,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车轱山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和近几年在华容七星墩遗址的考古工作,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车轱山类型的内涵,有助于重新认识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内部的文化共性和差异。

其次,发掘报告的公布有助于重新认识堆子岭文化、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的分布边界。大溪文化和堆子岭文化的交界应当就在华容车轱山和刘卜台两个遗址之间。车轱山、李家屋场遗址以南目前尚未发现油子岭文化遗址,因此可以确定华容地区是油子岭文化的南部边界。

最后,报告公布的资料是开展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因素研究的重要材料,有助于重新认识堆子岭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内涵。四座形制独特的肖家屋脊文化陶窑,在湖南属于首次发现,是研究该文化手工业专门化的重要实物参考。

此外,报告也有一些小的瑕疵。表一四、表二〇夹砂陶和夹炭陶的分列线错排;图四九三~图四九七各层遗迹分布图中的部分遗迹线条未闭合;编者对部分堆积单位的年代和文化属性判断值得商榷,如H39出土矮领广肩罐和弦断篮纹陶片,应属于肖家屋脊文化遗存,但表五一将其归入石家河文化遗迹。

尽管存在些许美中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华容车轱山》对研究长江中游地区距今6000年以来的文化格局和文化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是长江中游尤其是湖南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作者单位: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华容车轱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全三册

编著: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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