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古城区出土一副青铜面具（图1），长20厘米、宽17厘米、厚0.4厘米，人面大小，外凸内凹，略成弧形，额头上有弦纹三条，眉弓突出，浓眉似角状，眼部全镂空，鼻梁高耸，有通气孔，通气孔同鼻部比例和人面相当，面部肌肉饱绽，颧骨突出，嘴部微张，外露獠牙一对，下牙在外侧，上牙在内侧，表情严肃狰狞，神态威严，部分残缺，自鼻梁眼眶处裂为两半，其上是否有穿孔因锈蚀目前不可知，年代待探讨，收藏于聊城市东昌府区博物馆。

因现聊城东昌府区古城址为宋淳化三年迁至，故本文对该面具的研究集中在中古、近古时期。关于此面具用途，一说为傩面具，聊城宋代以后属于府县级别，笔者梳理了相关文献，结合面具实物及傩文化现状对此进行分析，此面具面部刻画虽同傩面具十分相似，但其应非傩用。《续汉书·礼志》记载的汉末傩制中“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首次记载了木制面具。兽能即能兽，是一种传说中类似熊但比熊体积小的野兽，比宫廷“熊”规格低。唐人杜佑《通典》《政和五礼新仪》，北宋欧阳修《归田录》以及苏轼《和子田除日见寄》中都有州县官府驱傩的记录，州县傩和宫廷傩程序一致，但规模要小。目前在新疆库车出土的中古时期木质假面，专家断代为南北朝至唐朝之间，其残损严重，假面弧度较大，雕刻刚劲有力，眼睛的瞳仁被镂空，同南北朝民间傩仪的“胡公头”面具有一定关联。在《东方傩文化概论》中，有学者指出北宋早期宫廷傩礼和州县官府傩礼是以汉唐傩制为基础，到了宋徽宗政和年间吸收民间“打夜胡”舞队化的艺术营养，取消了方相氏、侲子、十二神等传统人物，替换成金度铜甲大将军、门神、判官、钟馗等新角色，还有千名戏装官兵上阵。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政和中大傩，下桂府进面具。比进到，称一副，初讶其少；乃是以八百枚为一副，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乃大惊。”南宋范大成《桂海虞衡志》中“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穷极工巧，一枚或值万钱。”因新傩制人数在千余人，且人物形象更加丰富，许多人物吸收自民间，金属制器对于人物面部的表现力以及胡须等方面的塑造力不如木质等材质，笔者推测政和年间新傩制用的面具多数应为木质。辽金元时期礼制虽学汉制，但在节庆和驱鬼辟邪之类的礼俗上仍依本族旧制。元代因禁止一切民间聚集活动，傩也被取缔。明代中期恢复过宫廷傩礼，州府县傩未有明确记载，明代假面活动从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可窥一斑，图中有多个通过戴假面或者假头来塑造人物形象的，从假面人物面色不一，或有胡须等方面分析，应非金属面具。在江西萍乡、安徽贵池、贵州安顺等地遗留下的明清傩面具多为木质，结合现代傩文化使用的面具也多为木、纸、皮革、布料等材质，笔者推测至少宋以后，州府县傩以及民间傩用面具应多为木质等材质，有的民间傩甚至是涂面化妆，而非金属。因木质面具不耐腐蚀，汉唐宋时期傩面具极少保留下来，且傩面具同祭祀、宗教等相关，有着沟通人神的属性，为突出表现人物形象，对于眼部的刻画多为瞳孔处镂空，而不会像聊城出土的这副面具一样眼部全部镂空。

针对其或为方相氏面具的猜测，在宋代《新定三礼图》中方相氏已脱掉熊的面具和装束，变成身穿普通官服，戴着普通官帽的形象，明代《三才图绘》中绘有两个方相，皆士人装束。从中可以看出，方相氏已由戴面具的神变为人，且已无獠牙属性，同聊城出土的獠牙面具不同。

笔者对战争面具进行了考证。宋代《鸡肋编》中“绍兴四年夏，韩世忠自镇江来朝，所领兵皆具装，以铜为面具。”徽宗末年，山东、河北盗贼蜂起。宣和七年，韩世忠跟随王渊讨捕，在大名府歼灭水贼，汤村击破强盗，累立奇功，后以偏将身份随捉杀制置使梁方平专讨山东，在尉氏败杨天王、透手滑所部数千，韩王店破临沂叛军武胡所部数万，参与击败沂州徐进、青社张先、水鼓刘大郎、望仙高托山、集路贾进、莒县徐大郎、东海张夔等部。韩世忠在河北一带坚持抗金斗争数年，颇有威名。宋夏战争、宋金战争时期军中兼用铁面具、铜面具，铁面具被形容为“鬼面”。明朝时期战场应用面具也很普遍，《武备要略》《于忠肃集》等文献中均有记载，面具形态有“神脸”“鬼面”“斗魔面甲”等。

目前已面世的金属面具中，殷商和西周时期遗存的金属类面具较多，其中和祭祀相关的面具占比较大。中古、近古时期金属类面具遗存罕见，且部分为口目鼻不留孔的丧葬面具。同战争相关的有在金国故城遗址发现的铁面具，同时出土的还有箭镞、匕首、盾牌、盔甲、马鞍等铁质兵器，面具为人面大小，面貌刻画简单，地域特色明显，大致为两道斜上剑眉，眼部是两个透孔小眼，带呼吸孔的亚三角形鼻子，缝隙小嘴。有专家推测其或许为金朝弓箭手佩戴的面具。相近时期国外出土的部分面具，有在滨海边疆区“沙伊金斯克定居点”发现的铁面具，其面部特征与在金国故城遗址发现的铁面具相似，年代大致在12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厚度为0.2厘米；在俄罗斯古代塞伦斯克市发掘的面具，厚度为0.3-0.4厘米；发现于1981年藏于冬宫博物馆的骑士用面具厚度为0.3-0.5厘米。聊城出土的青铜面具厚度为0.4厘米，符合时用战争面具厚度，其目全镂空的设计使得视野未受影响，视线宽广，嘴部留有的缝隙也便于说话、呐喊。该面具和目前出土的金朝铁面具相比，相同点是都有对眉、眼、鼻、嘴的刻画，不同点是金朝铁面具相对面貌简单，而聊城出土的这副面具对于面部的刻画更加细腻，凸显强烈的力量感和威严感。

王仁湘曾总结距今8000年至4000年前，獠牙神面在中华大地南北地区大范围流行，獠牙构图基本类似，上下各一对，上牙居外，下牙居内，专家分析神面像上的獠牙可能源自野猪，至商周时期，随着狩猎文化消失，野猪崇拜被作为王权和勇武象征的老虎崇拜整合替代。通过仔细观察聊城出土的这副面具，其獠牙也是上下各一对，只不过是上牙在内，下牙在外，其眉弓中间有三条凸起弦纹，形似老虎额头花纹，其鼻梁横纹也似虎纹，其整体形象特别是额际三条凸起弦纹及鼻部刻画同北宋军事著作《武经总要》中骑兵旁牌上兽头形象（图2）相似，而到了明朝兵书《武备志》中，骑兵旁牌等器物上的兽头形象已明确为“王”字（图3）。自先秦时代军中便有“虎”崇拜，从虎将、虎符、虎帐到虎蹲炮、虎头盔、虎头火牌等都展现了虎形象在军队中的地位，所以笔者推测聊城出土的面具应是“虎”的威猛形象在军队中的体现，应为战争时与头盔、护耳等配合使用。关于年代，从其神态特征同北宋兵书中的相似性，结合上述发生在现东昌古城的战争记录，韩世忠到山东平盗以及在河北一带坚持抗金多年的记载，猜测其或为宋制式，同军队虎文化崇拜相关，在战争中破损埋落古城得以留存下来。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傩与军关系密切，傩礼在唐代宋代记录于军仪、军礼，方相氏在周代亦是军中专职武官，军傩与宫傩程序交叉，唐代时军傩由操练式转变为演艺式，到宋代则更进一步，有诸班直中的钧容直，有骑兵乐队，还将民间艺人编入左右军或衙前乐营，能表演许多不同层次的节目。淳熙年间曾任桂林通判的周去非《岭南代答》中“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说明桂林军傩的表现形式与诸军装队、宋新傩制“埋崇制”和民间傩舞队“打夜胡”相差不多，都是一种杂戏舞队。所以，不管在军队、祭祀还是民间百戏中，面具文化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进而融合发展的。